Knowledge Management Forum >

2026 , Vol. 11 >Issue 2: 135 - 149

DOI: https://doi.org/10.13266/j.issn.2095-5472.2026.012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Model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 Case Study of Hangzhou C Community

  • Wang Sufang , 1 ,
  • Zhang Hongxia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 2. Fuyang District Media Center, Hangzhou 311400

Wang Sufang, Associate Professor, PhD, E-mail:

Zhang Hongxia, Master's Candidate.

Received date: 2025-10-16

  Online published: 2026-04-09

Fold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has entered a stage of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efficiency enhancement. Introducing a diversified supply model to enhance the vitality, qual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has become a key focus and challenge in grassroots publ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Method/Process] This study took a young community in Hangzhou as a case, combining activity archive data,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plore community residents' public cultur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including participation frequency, depth, and willingness to re-participate, as well as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Result/Conclus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grassroots communities in developed regions emphasize diversified provis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residents have high service demand, but sustained participation and a sense of ownership remain weak. The government-led model carries the risk of high frequency but relatively low quality. The social forces provision model has quality advantages but faces difficulties in 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Interest matching and cultural circle effec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ty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The study recommends that under a government-led model, participation by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enterprises, as well as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by citizen volunteer groups, should be deepened to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professionalism, precision, and 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new urban communities across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genders, and age groups.

Key word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mode of supply; public participation; urban grassroots communities

Cite this article

Wang Sufang , Zhang Hongxia .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Model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 Case Study of Hangzhou C Community[J].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um, 2026 , 11(2) : 135 -149 . DOI: 10.13266/j.issn.2095-5472.2026.012

公共文化服务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1]。“十四五”时期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提质增效阶段 [2]，公共文化设施不断向基层“最后一公里”延伸，如何引入多元供给模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活力、质量和参与度，成为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重点和难题。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提出下述目标：“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更加成熟，来自基层群众的文化创造更加活跃，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格局更加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知晓度、参与度、满意度不断提高”[3]。
社区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是对公共文化服务最直接有效的回应，其参与状况直接反映着我国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水平和服务能力。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主要由社区居委会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组织开展，文化企业、公益组织、民间文化团体和文化骨干等社会力量在基层政府引导下有序参与。尽管有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政策和实践不断完善，政府自上而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供给了丰富、具有一定品质的公共文化活动和服务，公众参与率依然不高[4]。有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是针对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不同供给模式对公众参与度影响差异性的分析仍较缺乏。一些研究深入探究了社区居民“弱参与”的制度结构因素和个体行动逻辑，但是在考察分析对象上主要侧重中老年群体[5]。当前，在重视中老年群体参与的同时，发达地区在“建设青年友好城市”下，将面向青年群体的社区文化空间建设提上日程。例如，杭州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相继出台《杭州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关于加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决定》等政策；山东省2023/2025“推进/深化青年友好城市”已两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为此，本文旨在以杭州某城市新社区为案例，通过社区档案材料和居民问卷调查，探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团体等不同供给模式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对公众参与度（从参与频率、深度到再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为优化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供启发。

1 文献回顾和研究框架/Literature Review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1.1 公众文化参与理论及其测度

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共同生产”的概念，表示民众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也能参与公共服务全过程[6]。共同生产理论突破以往仅将民众视为公共服务被动接受者的束缚，试图围绕民众参与诉求，建构起公共服务供给的新理论模式[7]。公众文化参与的实质是日常生活中人们与特定文化形态及其相关的产品、服务、活动、制度等发生物质、信息交换的过程[8]。公共文化参与是一种享有性文化参与[9]，是公众参加社区内举办的公共文化活动[10]，体验文化设施及服务的过程。公众在参与中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并促进其质量提升。公众文化参与度反映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使用效率或效能。
社会认知理论的三元交互模型，即认知—态度—行为框架，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文化体育等领域公众参与研究中。戴艳清等运用该框架测量公众公共数字文化参与：认知层面包括对服务提供方式、平台、技术要求以及能否愉悦获得等评价，态度层面包括是否愿意参与、是否有用、是否满意等情感评价，行为层面包括参与活动的时长、频次、内容类型等[11]。魏勇使用公共图书馆人均流通次数、博物馆人均参观次数、群众文化活动人均参与次数、群众文艺培训人均参与次数等指标反映居民各类文化参与水平[8]。还有学者提出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化参与度，包括参与主动性和参与权利，前者通过参与资格、意愿和能力测度，后者通过参与结构、平台和规则三测度[12]。钟金丽在研究基础项目下乡中农民参与程度和水平时，用参与广度、参与深度、参与效度3个维度进行测度[13]。

1.2 影响公众文化参与的相关因素

公共文化服务公众参与度受到内部原因与外部因素的双重驱动。文化参与具有一定理性行为特征，受到主体参与意愿（如文化态度）、参与能力等个体特征影响。外在的经济社会条件、政策环境、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等同样制约其现实参与水平[8]。
（1）个体因素。大量研究表明，性别、年龄、个性、社会资本等个体特征与文化参与紧密相关。年龄对公众参与社区图书馆有显著影响[14]。居民收入和教育水平是影响其文化参与水平的重要因素[15]。基于社会分层的研究表明上流阶层具有明确的文化生活目标和获益动机，而社会经济地位还会通过影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可及性、可接受性、可获益性等进一步影响居民参与行为[16-17]。在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拉大下，收入高的人参与集体行动的主动性得到的提升比收入低的人要高，这是因为前者在平时生活中对公共资源需求更强[18]。高教育水平的群众能够更广泛地理解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当两者观念逐步达到一致，可以促成参与意愿，形成参与行为。一些需要文化或审美基础的公共文化服务，会影响低教育程度者的参与度。
（2）外部因素。包括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可及性、供需匹配程度等。服务内容和服务水平提高能提升公众文化参与度[19]。例如，针对公共阅读服务，有学者从设施规模、人力资源、经费投入、阅读推广4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发现公共阅读服务供给水平对居民文化需求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20]。此外，公众对公共文化活动的内容是否感兴趣、时间是否空闲，以及公共文化活动场地与居民到达便捷性需求的匹配度也是影响参与的重要因素[21]。有关深圳市居民城市认同与文化参与关系的研究发现，居民的文化参与意愿较强，但是活动信息触达范围和时间地点不便等导致参与需求未能满足[22]。魏勇研究显示，社区层面公共文化服务质量评价能促进公民现实的阅读和活动参与行为，服务口碑更利于提高弱势群体文化参与度[23]。

1.3 多元协同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及其影响公众参与度的作用机制

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过程中，学者们的讨论基本达成一致，强调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核心主体，企业、非政府组织是主要竞争主体或重要合作主体，要以政社联动为发力点加强合作供给[24]。在具体供给模式方面，有学者提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存在5种模式：政府购买社会力量服务，政府和社会力量合作运营，社会力量独立运营，社会志愿团体组织参与的文化志愿活动，以及通过基金会筹集社会基金支持公共文化建设。新模式吸引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参与，为全民参与公共文化建设营造了良好氛围，也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主体的风险转化[25]。也有学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中涌现出4种典型模式，即政府主导供给、企业参与供给、社会组织协同供给和公民自主供给[26]。文化企业依托政府购买等形式，以市场为导向参与可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质量及效率[27]。社会组织的多样性、灵活性、自愿性等特征可以一定程度匡正“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28]。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化发展[29]。公民自我组织的志愿者队伍、各种文化兴趣小组让公共文化服务有了内生动力。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团体、公民志愿团队构建协作框架，有机融合各种供给方式，建构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的逻辑耦合关系[30]。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和渠道的多元化能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30]。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对公众参与度有明显促进作用[8]。尽管社会力量在公共文化服务某些内容供给上并不专业，但他们注重传统民俗活动与国家大政方针、科普常识等的巧妙结合，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进行供给，深受民众欢迎[31]。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水平、内容及方式的多元化、灵活性都是直接影响公众参与度的重要因素。打造有影响力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能有效增加公众参与度[32-33]。但是，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不同风险与短板，也有可能降低公众参与度。例如，公共文化服务局限于政府体系内部运作，缺乏民众参与和需求表达机制，与民众的实际需要相脱离[34]，精准化供给不足[35]，以及基层社区公共文化参与制度的多重缺失和实践中执行不力，导致社区居民弱参与[36]。民间文化团体发展的滞后性和供给内容同质化会造成供需不匹配，产生低参与现象[37]。

1.4 研究概念框架

综上，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公共文化服务公众参与既包括了对公共文化设施和场馆等的需求、参与途径等认知特征，以及服务质量和兴趣匹配度等心理感知层面，也包括了文化活动参与频次、参与深度、再次参与意愿等行为特征层面。本文采用参与频率、参与深度、再次参与意愿等行为和态度特征衡量公共文化参与度，这3个层面反映了公众从表面参与到深入体验再到形成黏性的三重过程，能够较好反映参与度。文化实践与社会分层、多元协同文化治理理论及上文文献回顾表明，公众文化参与受到个体特征和社会资本（如空闲时间等）、外部环境（如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服务质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政府和社会力量等不同供给主体通过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资源和项目活动等提供服务，影响公众对服务质量、兴趣匹配度的感知，进而影响公众参与。当公众认为服务设施和活动与自身需要相关，即供需耦合时，会更积极地投入公共文化服务。据此，提出如图1所示的研究框架。
图1 研究概念框架

Figure 1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the study

2 研究方法/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2.1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主要通过收集社区文化设施建设资料和公共文化活动资料，以及居委会人员和居民访谈等，分析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状况、活动供给模式和利用情况。案例研究地为杭州C社区，该社区是杭州亚运会主场馆所在地之一，总面积约1.75平方公里，辖区内楼宇经济和新经济业态丰富。社区常住人口1 500余人，流动人口3 900余人，在职员工15 000人左右。作为新城市社区，其依托地理位置优势，打造兼具青春活力又不失文化底蕴的青年发展型社区。社区重视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不断完善文化设施和丰富文化活动。目前该社区设有图书阅览室、文明驿站、亚运青年v站、妇女儿童之家、消防文明体验馆等。社区多次对接公益社会组织、志愿者团队、文化企业等，定期为辖区内居民带来传统文化手工制作课、创意市集、文艺表演、科普讲座、绘画、插画、文体宣传等活动。

2.2 问卷调查

根据上文研究框架，调查问卷主要设计三部分内容：①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空闲时间、活动距离等；②文化参与行为，被调查对象填写最近半年内参与过的社区文化活动及公共文化设施或场所的使用情况，其中参与频次设计为具体数字，参与深度、再次参与意愿为五级李克特量表；③公共文化服务认知和需求等，包括对公共文化设施知晓度以及书籍、电影、文艺节目等公共文化活动内容等的需求、参与途径（单选或多选题）以及意见建议（开放题）。
问卷中主要变量内涵及赋值如表1所示。因变量方面，参与频次指单位时间内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行为次数，以半年为单位统计C社区群众2023年7—12月的活动参加次数，此变量为连续变量；参与深度指对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接受度和认同度。由群众自我报告投入程度或体验情况，按照非常不深入到非常深入依次赋值1—5；再次参与意愿，反映群众再次使用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再次参与活动以及接受公共文化服务的心理倾向程度，按照非常不愿意到非常愿意依次赋值1—5。
表1 主要变量说明及赋值情况

Table 1 Variable assignment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赋值
自变量 政府主导 政府主导供给模式，设置为哑变量
企业参与 企业参与供给模式，设置为哑变量
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协同供给模式，设置为哑变量
公民自主 公民自主供给模式，设置为哑变量
协变量 性别 男=1，女=0。虚拟变量
年龄 2023－出生年份/岁。连续变量
收入 2023年下半年平均收入/元
教育水平 1=高中及以下；2=大专；3=本科；4=研究生及以上
到活动点距离 1=很远；2=较远；3=一般；4=较近；5=很近
空闲时间 1=几乎没有；2=较少；3=一般；4=较多；5=非常多
服务质量 1=很差；2=差；3=一般；4=较好；5=优质
兴趣匹配度 1=很没兴趣；2=没兴趣；3=一般；4=比较有兴趣；5=非常有兴趣
因变量 参与频次 2023年下半年参与的数量，为数字
参与深度 1=很不深入；2=不深入；3=一般；4=比较深入；5=很深入
参与意愿 1=非常不愿意；2=不愿意；3=一般；4=愿意；5=非常愿意
自变量：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根据C社区情况分为政府主导模式、企业参与模式、社会组织协同模式、公民自主供给模式。对4种模式进行哑变量设置，例如，将政府主导模式设置为参照组，赋值0000，企业参与模式赋值0100，社会组织协同模式赋值0010，公民自主供给模式设置为0001。按同样的方法将另外3种依次设置为参照组来进行分析。下文回归分析中可以看到其他3种模式对比基准模式的参与度变化。
协变量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收入（月入3 000元及以下、3 000（不含）—6 000元、6 000（不含）—9 000元、9 000元以上依次赋值1—5）、教育水平（高中/中专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依次赋值1—5）、到活动点的距离（很远到非常近依次赋值1—5）、空闲时间（几乎没有到非常多依次赋值1—5）、服务质量感知（很差到优质依次赋值1—5）、兴趣匹配度（很没兴趣到非常有兴趣依次赋值1—5）。
问卷调查于2024年1—2月实施，在C社区以在线（小区微信群等）和线下形式发放。研究共回收问卷266份，剔除明显错误的问卷，有效问卷253份，有效回收率95%。部分被调查对象参与了多种供给模式的文化服务，为保证样本之间的独立性，随机选择其中一种供给模式纳入样本。如表2所示，样本以文化程度和收入都较高的青年和中年群体为主。25—34周岁人群占比近半数（47.7%），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76.3%，月收入9 000元及以上占比50.6%，女性（57.7%）比例稍高于男性（42.3%）。样本对象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闲时间一般占比42.1%，较少和较多各占比约15%。公共文化设施和活动可达性方面，距离一般占比42.7%，较近占比23.7%，很近占比16.6%，整体上较为方便。调查样本比较符合该社区作为新城市社区的特点，代表性较强。
表2 调查样本特征（n=253）

Table 2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类别 人数/人 占比/%
性别 女 146 57.7
男 107 42.3
年龄/岁 15—24 13 5.1
25—34 120 47.4
35—44 83 32.8
45—54 31 12.3
55及以上 6 2.4
学历 高中/中专及以下 7 2.8
大专 53 20.9
本科 147 58.1
硕士及以上 46 18.2
收入/元 3 000及以下 4 1.6
3 000（不含）—6 000 72 28.5
6 000（不含）—9 000 49 19.4
9 000以上 128 50.6
空闲时间 几乎没有 28 11.1
较少 44 17.4
一般 104 41.1
较多的时间 39 15.4
非常多的时间 38 15
活动距离 很远 15 5.9
较远 28 11.1
一般 108 42.7
较近 60 23.7
很近 42 16.6
研究采用SPSS 29.0软件检验问卷信效度和分析数据。参与深度、再次参与意愿、服务质量、兴趣匹配度4个文化参与行为维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22，一致性较高，KMO系数大于0.6，显著性小于0.05，问卷整体信效度较优。下文将首先对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和活动供给情况、公众参与行为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以参与频次、参与深度、再次参与意愿为因变量，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公民自主参与4种供给模式为自变量，年龄、性别、收入、教育水平等为协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相关变量对公众社区文化参与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3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现状、供给模式和公众参与行为/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munity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supply mod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behavior

3.1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活动供给状况

作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建立公共、普惠、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离不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2021年，《杭州市萧山区关于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实施办法》及其实施细则（萧文旅〔2021〕36号）等政策发布，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和设施管理运行。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排头兵以及文化样板，该区以基层社区为切入点，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文化新名片，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2022年，C社区以推进文化建设为重点工作，加大基础文化设施建设投入。2022—2023年部分建设项目如表3所示。社区建成图书馆社区分馆、老年人和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党建联盟活动中心等集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公共文化场所。增设座凳、扶手椅、文明宣传展示牌等公共设施，并因地制宜地将文化、历史、安全文明等特色元素融入口袋公园建设中。文化科技方面，运用数字化技术，利用社区消防安全体验馆打造有声体验平台，推出消防安全科普短片、消防安全手册等，扩宽安全知识教育覆盖面。
表3 C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和开放情况（节选2022年部分项目）

Table 3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in community C. (excerpts in 2022)

项目名称 投资额/万元 建设内容 开放时间 开放地点
老年人活动中心 50 活动场所装修；电视机、书籍报纸购买等 周一至周日08:00—17:00 社区警务中心2楼
社区妇女儿童之家 50 活动场所装修；儿童游乐设施、图书绘本购买等 全天候开放 奥邸国际1楼
图书馆社区分馆 2 书架及书籍购买等 周一至周五08:00—20:30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1楼
党建联建活动点；党群服务中心图书阅览室 2 场地设计、布置装饰

/

周一至周日08:00—17:00

/

萧山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

社区消防安全体验馆 30 设备购买、场馆装修设计、电子和纸质宣传器材等 周一至周日08:00—17:00 奥邸国际22楼
其他 2

羽毛球场地等；

垃圾分类宣传点场地设计、布置装饰

全天候开放

/

嘉润公馆中心露天体育场

/

注：数据由C社区居委会提供。

社区也注重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来提升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2023年部分活动如表4所示。从活动主办主体看，活动涵盖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公民自主供给4种模式。政府主导模式一般以节日活动、文艺演出、展示展览为主。企业参与模式以技能提升、创意市集、手工制作为主。公益组织以文明风尚及亚运相关宣传活动为主。公民自主供给以体育健身、卫生文明宣传活动为主。在活动安排上，社区根据不同群体特点灵活安排时间和参与方式。例如，考虑社区内年轻上班族居多，少儿英语培训公开课、小小牙医体验课等适合儿童的活动安排在周末进行；考虑老年人技术熟练度低，采取线上预约报名与线下开放报名结合的弹性方式。社区负责人在访谈中表示，基层社区活动需考虑居民时间安排，调节好他们生活与工作的节奏。
表4 社区举办文化活动（节选2023年部分）

Table 4 Community cultural activities (excerpts in 2023)

时间 活动主题 主办单位 供给模式
2023年4月 星盈音乐会 萧山区文旅局、萧山区文化馆 政府主导
2023年5月 以花之美，献爱母亲插花活动 社区
2023年6月 迎亚运盛会，展智韵风采 社区、中国棋院
2023年9月 亚洲花卉展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钱江世纪城管委会
2023年4月 “守护自然·美好正循环”世界读书日活动 社区、众安里 企业参与
2023年5月 潮趣木工坊“六一”主题活动 社区、木橦木创工作室
2023年6月 古韵弄新潮.粽情端午 社区、保亿物业
2023年7月 首届夏日友邻集创意市集 社区、众安里商业
潮fun超然芭蕾公益课 社区、超然芭蕾工作室
“小小牙医”职业体验课 社区、中瑞联合口腔
“盈聚贤，同韵荟”非遗大漆团扇手作 社区、遇境.ART艺术空间
2023年8月 潮醒当夏艺术季创意市集 盈丰街道、潮韵社区、众安里商业
“乞巧点翠.妆点非遗”手工制作 社区、浙江瑞瑄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潮创文化生活节 盈丰街道、众安里商业
2023年10月 幸福迎重阳 乐意居家养老团队
2023年7月 彬彬有礼好少年 社区、云朵公益 社会组织协同
潮范夜跑 社区、益起炼公益
2023年8月 童思妙笔绘亚运 潮韵社区、云朵公益
“潮青年”亚运市集 潮韵社区、云朵公益
“潮童心.迎亚运.逐未来”英语培训 潮韵社区、云朵公益
2023年5月 薪火相传迎端午，百日一心盼亚运 亚运助跑志愿者队伍 公民自主供给
2023年7月 扮靓家园迎亚运 志愿者队伍
2023年8月 平安亚运志愿巡防 亚运巡防志愿者队伍

注：数据由C社区居委会提供。

3.2 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供给模式分析

3.2.1 政府主导模式

浙江省已经基本实现村（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的目标[38]。社区居委会承担着社区内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主体责任。“文化点单”是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下沉的一个创举。C社区通过“文化点单”，每年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及活动项目十余项，内容涵盖文艺汇演、电影放映、文化讲座、展览、辅导、诵读、艺术鉴赏、数字资源服务等。供给单位包括专业文艺院团、艺术职业学院、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业余文艺团队等。通过上述方式，社区一方面能够整合分布在不同部门的基层公共文化资源，将之纳入“文化礼堂”等进行管理和使用，另一方面能够提供集宣传、文化、党教、科普、普法、娱乐、健身等多元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服务，形成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惠民格局。2023年，社区举办一系列迎亚运活动，例如棋类比赛、青年文艺音乐会、亚洲花卉展等。这些活动的主办方、发起者都是政府单位，社区居委会负责相关维保、宣传等工作。政府主导供给模式的特点是公益性、规模体量大、行政动员强、推进快，但也存在活动可能不符合公众兴趣等问题。

3.2.2 企业参与模式

作为市场主体，文化企业在特定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上有明显优势。2023年，社区内的杭州遗艺文化有限公司、杭州遇境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杭州市木橦木创手工工艺品工作室等，多次与社区合作，举办非遗文化手工制作活动，如制作大漆团扇、点翠饰品、木质工艺品等，服务专业性强，受到居民好评。杭州众安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多次在开放式街区开展夏季创意市集，涵盖吉他弹奏、网络歌手现场演唱流行音乐、盖章集点、文创设计售卖、社区文化宣传等活动，营造了年轻人喜爱的社区文化氛围，拉近了邻里之间距离。与杭州超然芭蕾舞蹈工作室合作的芭蕾公开课、与杭州恒瑞口腔医院合作的小牙医体验课等活动，契合了社区青年家庭和青少年群体需求。企业参与供给模式的专业化、活力和领域精细的特点，提高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民众参与度和黏合度。

3.2.3 社会组织协同

根据杭州市相关政策，萧山区内公益组织在与社区、街道进行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时，可以申请政府补贴，用于开展活动及支付工作人员费用。每年会有不少公益组织通过公开竞标方式争取到与街道社区合作的名额。经过多年合作，公益组织参与村社公共文化服务日趋成熟，一定程度优化了C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结构。从侧重管理还是服务角度，公益组织可分为行业协会和民间组织两类，目前与案例社区合作较多的公益组织主要属于前者，所开展的文化活动主要为体育健身（如夜跑活动）、青少年学礼仪、青少年英语培训等切合青年社区家庭需要的活动。

3.2.4 公民自主供给

社区内的志愿者组织是公民自主供给的一种典型模式。2023年，社区内群众自发组织成立志愿者队伍，多次开展全民夜跑健身活动、扮靓家园迎亚运捡垃圾活动，以及平安巡航和不文明行为劝阻等活动。亚运会结束之后，志愿者队伍依旧每月组织夜跑等体育健身活动，参与人员较为固定，活动较单一。社区负责人表示，未来会引导组织各种不同内容的队伍，挖掘文化需求，丰富组织内容及方式，提高公民自主供给模式文化服务的精准度。

3.3 社区公众公共文化服务参与行为描述性统计

3.3.1 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和活动需求及参与途径等认知层面

如图2所示，社区居民对文化设施有较强需求，被调查者最想体验的公共文化设施排在前三的分别是博物馆、社区文化中心和图书阅览室。在开放建议题中，也有提到“缺少一些可以在休息日去学习、看书的地方，基本都是过江去市民中心（no.20；注：no.为问卷调查中受访者序号，下同）”“（希望）多点图书馆和球场（no.255）”“希望开展更多的活动,丰富我们居民生活（no.38）”“多组织有各种主题的活动，把有相同爱好的人聚到一起（no.118）”。
图2 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需求（多选题；n=253）

Figure 2 Community residents' demands for public cultural facilities (multiple selection; n=253）

社区居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途径依次为：通过社区居委会报名（29%）、自发参与（22%）、通过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12%）、通过组织活动的企业参与（7%）以及通过政府组织参与（6%）。总体上，不清楚参与渠道的人数较多（占24%）。在开放建议中，被调查居民也多有提到“活动可以提前一点时间通知，方便安排（no.18）”“增加通知渠道（no.53）”等。这表明社区在公共文化服务宣传上做得还不够，还需要继续拓宽报名渠道，加大宣传力度，畅通公众参与途径。

3.3.2 公众参与行为及其个体差异

如表5所示，2023年下半年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参与频次为0—30次（M=4.23；SD=4.584）。其中，参与频次2次的有63人（占比24.9%），1次61人（占比24.1%），3次37人（占比14.6%），5次26人（占比10.3%），6次15人（占比5.9%），7—9次12人（占比5.6%），超过10次的有28人（占比11%）。参与频次的偏度为2.743>0，呈正态分布，峰度为9.286>0，呈尖峰态，表明参与频次差距大，同时存在高频参与和低频参与的情况。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次数整体仍偏少，可能原因是公共文化设施和活动宣传不足，公众在无意识和无计划下参与居多。社区公众整体参与深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M=3.45>中位数3；SD=1.166）。不同调查对象之间差异度较大，参与很不深入与深度参与同时存在。社区居民再次参与意愿较强烈（M=3.97；SD=0.949），认为所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质量较高（M=4.01；SD=0.939），并有较高兴趣(M=3.98；SD=0.947)。
表5 社区公众参与行为描述性统计（n=253）

Table 5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项目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偏度 峰度
参与频次 4.23 4.58 0 30 3 2.743 9.286
参与深度 3.45 1.17 1 5 3 -0.264 -0.732
再次参与意愿 3.97 0.95 1 5 4 -0.675 0.185
服务质量 4.01 0.94 1 5 4 -0.771 0.415
兴趣匹配度 3.98 0.95 1 5 4 -0.773 0.392
公众参与个体差异如表6和图3所示。性别方面，无论是参与频次、深度、再次参与意愿，女性都略高于男性，但仅在再次参与意愿上二者有边缘显著差异(t=1.756;p=0.080<0.1；d=0.22)，表明女性对文化服务忠诚度可能更高。
表6 社区公共文化公众参与度个体差异（n=253）

Table 6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public culture

类别 参与频次 参与深度 再次参加意愿
M SD M SD M SD
性别 女 4.27 5.044 3.52 1.205 4.06 0.873
男 4.18 3.892 3.35 1.108 3.85 1.035
收入/元 月收入≤3 000/低 2.00 2.000 3.25 1.500 4.00 0.000
3 000（不含）—6 000/中低 3.85 2.939 4.07 1.092 4.36 0.909
6 000（不含）—9 000/中高 4.43 4.103 3.49 1.139 4.08 0.838
>9 000/高收入 4.45 5.487 3.09 1.065 3.71 0.949
年龄/岁 15—24 3.38 2.501 4.31 0.855 4.23 1.013
25—34 4.43 4.948 3.43 1.242 4.05 0.986
35—44 4.27 4.583 3.45 1.107 3.81 0.930
45—54 3.77 4.209 3.23 1.023 3.90 0.831
55及以上 4.00 2.530 3.00 1.095 4.50 0.548

注：表5中因变量峰度<10和偏度<3，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可以进行方差检验。

图3 社区公共文化公众参与度个体差异（n=253）

Figure 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public culture

不同收入群体，在参与频次上无显著差异，但在参与深度和再参与意愿方面组间有显著差异。中低收入群体是核心参与者。该群体参与深度最高（M=4.07），显著高于低收入、中高和高收入组（F（3, 249）=14.42，p<0.001，η²=0.15），再参与意愿（M=4.36）显著高于高收入组（F（3, 65.3）=8.72，p<0.001，η²=0.09）。收入与参与深度呈倒U型关系，峰值在3 000—6 000元之间，反映中等收入群体最有动力深度参与，高收入群体参与最消极，参与深度和再参与意愿均最低，这可能与其参与时间成本高或有替代性文化消费有关。
不同年龄群体，仅在参与深度上有显著边缘差异（F（4,248）=3.21,p=0.05，η²=0.014）。事后检验表明，15—24岁组的得分显著高于45—54岁组。55岁及以上组再次参与意愿更高（M=4.50），但无显著组间差异。这表明，青少年群体是深度参与的主力。中年群体参与最浅，“签到式参与”（平均深度仅3.23）是其典型表现。老年群体或代际文化需求潜力需引起重视。

3.3.3 不同供给模式下的公众参与差异

如表7所示，被调查者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中政府主导供给的占比48.6%，企业参与供给占比19.8%，社会组织协同占比15%，公民自主供给占比16.6%。不同供给模式下公众参与频率、深度、再次参与意愿、服务质量和兴趣匹配度感知存在显著差异。参与频次上，政府主导（M=6.20）显著高于其他供给模式（Welch F(3,82.4)=26.84, p<0.001, ω²=0.28）。参与深度上，政府主导显著低于其他模式，社会组织协同最高（M=3.97；F(3,249)=10.29, p<0.001, η²=0.11）。在再次参与意愿（F(3,249)=4.65, p=0.004, η²=0.05）、服务质量（Welch F(3, 102.6)=5.02, p=0.003, ω²=0.08）、兴趣匹配度（Welch F(3, 101.2)=6.71, P<0.001, ω²=0.12）上，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模式均显著高于政府主导模式。
表7 不同供给模式社区公众参与行为（n=253）

Table 7 Different supply mode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behaviors of them

供给模式 频数 频率/% 参与频次 参与深度 再参加意愿 服务质量 兴趣匹配度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政府主导 123 48.6 6.20 5.66 3.07 1.11 3.89 0.91 3.90 0.87 3.83 0.89
企业参与 50 19.8 2.42 1.73 3.72 1.05 4.02 0.94 4.10 0.93 4.14 0.93
社会组织协同 38 15.0 2.34 1.55 3.97 1.05 4.16 0.95 4.21 0.96 4.21 0.93
公民自主供给 42 16.6 2.33 2.32 3.76 1.21 4.00 1.08 4.02 1.09 4.00 1.08
ANOVA检验 F/p；效应量 26.84 ***；0.28 10.29 ***；0.11 4.65 **；0.05 5.02 **；0.08 6.71 ***；0.12
事后比较 政府>企/社/公 社>政/企；公>政 社>政；企>政 社>政；企>政 社>政；企>政

注： ***P<0.001, **P<0.01, *P<0.05；事后检验采用Games-Howell法（方差不齐）或Tukey HSD法（方差齐）。

4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对公众参与影响机制多元回归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community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mode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4.1 公众参与频次的影响机制分析

将参与频次作为因变量，不同供给模式（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自主）作为自变量，人口变量和服务特征（服务质量/兴趣匹配度）作为协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如表8所示，分别以政府主导模式、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公民自主模式为基准时得到模型1-1、1-2、1-3和1-4。所有回归模型拟合较好，VIF小于5，残差图符合正态分布，德宾-沃森系数2.216，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供给模式和其他变量可以解释参与频次的21.4%的变化。
表8 参与频次模型回归分析结果（n=253）

Table 8 Regression results of participation frequency model (n=253)

变量 模型1-1（政府） 模型1-2(企业) 模型1-3（社会组织） 模型1-4（公民自主）
β t p β t p β t p β t p
常数 4.264 1.670 0.096 0.486 0.192 0.848 0.292 0.113 0.910 0.389 0.152 0.879
性别 -0.008 -0.136 0.892 -0.008 -0.136 0.892 -0.008 -0.136 0.892 -0.008 -0.136 0.892
年龄 -0.011 -0.168 0.866 -0.011 -0.168 0.866 -0.011 -0.168 0.866 -0.011 -0.168 0.866
学历 -0.028 -0.436 0.663 -0.028 -0.436 0.663 -0.028 -0.436 0.663 -0.028 -0.436 0.663
收入 0.014 0.207 0.836 0.014 0.207 0.836 0.014 0.207 0.836 0.014 0.207 0.836
空闲时间 -0.017 -0.234 0.815 -0.017 -0.234 0.815 -0.017 -0.234 0.815 -0.017 -0.234 0.815
活动距离 0.010 0.133 0.894 0.010 0.133 0.894 0.010 0.133 0.894 0.010 0.133 0.894
服务质量 0.378 3.029 0.003** 0.378 3.029 0.003** 0.378 3.029 0.003** 0.378 3.029 0.003 **
兴趣匹配 -0.250 -1.967 0.050# -0.250 -1.967 0.050# -0.250 -1.967 0.050 # -0.250 -1.967 0.050#
公民自主 -0.315 -5.060 0.000*** -0.008 -0.110 0.912 0.008 0.104 0.917
企业参与 -0.329 -5.231 0.000*** 0.017 0.216 0.829 0.008 0.110 0.912
社会组织 -0.310 -4.979 0.000*** -0.015 -0.216 0.829 -0.008 -0.104 0.917
政府主导 0.413 5.231 0.000 *** 0.434 4.979 0.000 *** 0.423 5.060 0.000 ***
R2=0.214，调整R2=0.179，F(11,241)=5.979***，D-W值=2.216

注： #p<0.1，*p<0.05，**p<0.01，***p<0.001。

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供给模式及其服务质量是影响基层社区公众文化参与频率的核心驱动因素。在供给模式效应方面，政府主导模式在公众参与频次上显著优于其他模式。模型1-1表明，以政府主导为基准时，其他模式系数均显著为负（企业参与β=-0.329，公民自主β=-0.315，社会组织β=-0.310；p<0.001）。在其他所有模型中，政府主导模式系数显著为正（β>0.41，p<0.001)，参与频次优势稳定在41%—43%。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和公民自主供给模式三者之间无显著差异（|β|<0.02，p>0.9），均对参与频次无影响。这也与描述性分析结果一致，政府项目月均参与频次6.20次，显著高于其他模式（2.33—2.42次）。
服务质量在影响公众参与频次上发挥核心作用，是唯一全模型显著的正向预测因子（β=0.378，p=0.003），服务质量每提升1单位，公众参与频次增加37.8%。这可能与政府主导模式下社区文化设施和活动易于获得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兴趣匹配度在促进公众文化参与频次上呈现悖论效应，即对参与频次产生显著负向影响（β=-0.25，p=0.05）。这表明文化消费高的用户可能因为筛选效应或替代效应等原因减少参与。人口变量集体失效，性别、年龄、学历、收入、空闲时间、活动距离等对参与频次均无显著影响（p>0.8)。这可能与参与频次主要由供给特征驱动、行政力量突破人口限制或供给内容同质化有关。

4.2 公众参与深度影响机制分析

将参与深度作为因变量，不同供给模式作为自变量，人口和服务特征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如表9所示，分别以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公民自主模式为参照时得到模型2-1,2-2,2-3和2-4。所有回归模型拟合较好，VIF小于5，残差图符合正态分布，德宾—沃森系数为1.885，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供给模式和其他变量可以解释参与深度近60%的变化。
表9 参与深度模型回归分析结果（n=253）

Table 9 Regression results of participation deep model（n=253）

变量 模型2-1（政府） 模型2-2(企业) 模型2-3（社会组织） 模型2-4（公民自主）
β t p β t p β t p β t p
常数 0.491 1.058 0.291 0.820 1.779 0.076 0.954 2.038 0.043* 0.911 1.963 0.051
性别 -0.011 -0.252 0.801 -0.011 -0.252 0.801 -0.011 -0.252 0.801 -0.011 -0.252 0.801
年龄 -0.060 -1.325 0.186 -0.060 -1.325 0.186 -0.060 -1.325 0.186 -0.060 -1.325 0.186
学历 -0.041 -0.882 0.379 -0.041 -0.882 0.379 -0.041 -0.882 0.379 -0.041 -0.882 0.379
收入 -0.102 -2.186 0.030* -0.102 -2.186 0.030 * -0.102 -2.186 0.030 * -0.102 -2.186 0.030 *
空闲时间 0.167 3.246 0.001** 0.167 3.246 0.001 ** 0.167 3.246 0.001 ** 0.167 3.246 0.001 **
活动距离 0.092 1.682 0.094 0.092 1.682 0.094 0.092 1.682 0.094 0.092 1.682 0.094
服务质量 0.242 2.722 0.007** 0.242 2.722 0.007 ** 0.242 2.722 0.007 ** 0.242 2.722 0.007 **
兴趣匹配 0.332 3.644 0.000*** 0.332 3.644 0.000 *** 0.332 3.644 0.000 *** 0.332 3.644 0.000 ***
公民自主 0.134 3.020 0.003** 0.029 0.579 0.563 -0.014 -0.249 0.803
企业参与 0.112 2.503 0.013* -0.046 -0.823 0.411 -0.031 -0.579 0.563
社会组织 0.142 3.191 0.002** 0.041 0.823 0.411 0.013 0.249 0.803
政府主导 -0.141 -2.503 0.013* -0.199 -3.191 0.002** -0.181 -3.020 0.003**
R2=0.599，调整R2=0.581，F(11,241)=32.721***，D-W值=1.885

注： #p<0.1，*p<0.05，**p<0.01，***p<0.001。

研究发现，供给模式的深度悖论凸显，即政府频次优势与深度劣势形成鲜明对比。公众文化参与深度需要服务质量、兴趣匹配和空闲时间三重驱动。①供给模式效应反转，政府主导模式在参与深度上转为劣势。模型2-1表明，以政府主导模式为基准时，其他模式系数显著为正（β=0.112—0.142，p<0.05)，社会力量在提升深度上更具优势，其中社会组织表现最佳（β=0.142，p=0.002）。这也与上文描述性分析结果一致，政府项目公众参与深度3.07（最低），社会组织3.97（最高）。②兴趣匹配在公众参与深度上发挥核心价值，是最强正向预测因子（β=0.332，p<0.001），兴趣匹配度提升1单位，深度增加33.2%。③服务质量影响持续有效。与模型1相比，服务质量在公众参与中保持稳健影响（β=0.242，p=0.007），但是效应弱于参与频次模型（β=0.378）。④资源约束效应显现。空闲时间对参与深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β=0.167；p=0.001）。收入则产生负向影响（β=-0.102；p=0.030<0.05）。中等和中低收入群体深入参与，高收入者参与更浅层。

4.3 再次参与意愿影响机制分析

将再次参与意愿作为因变量，不同的供给模式作为自变量，人口和服务特征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如表10所示，分别以政府主导模式、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公民自主模式为参照时得到模型3-1、3-2、3-3和3-4。所有回归模型拟合较好，VIF小于5，残差图符合正态分布，德宾—沃森系数1.968，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性。供给模式和其他变量可解释再次参加意愿的81.4%的变化。
表10 再次参与意愿模型回归分析结果（n=253）

Table 10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re-engagement willingness model（n=253）

变量 模型3-1（政府） 模型3-2(企业) 模型3-3（社会组织） 模型3-4（公民自主）
β t p β t p β t p β t p
常数 0.245 0.952 0.342 0.103 0.403 0.687 0.156 0.600 0.549 0.187 0.727 0.468
性别 -0.062 -2.183 0.030* -0.062 -2.183 0.030* -0.062 -2.183 0.030* -0.062 -2.183 0.030*
年龄 0.037 1.211 0.227 0.037 1.211 0.227 0.037 1.211 0.227 0.037 1.211 0.227
学历 0.014 0.429 0.668 0.014 0.429 0.668 0.014 0.429 0.668 0.014 0.429 0.668
收入 -0.036 -1.128 0.261 -0.036 -1.128 0.261 -0.036 -1.128 0.261 -0.036 -1.128 0.261
空闲时间 0.037 1.060 0.290 0.037 1.060 0.290 0.037 1.060 0.290 0.037 1.060 0.290
活动距离 0.023 0.607 0.544 0.023 0.607 0.544 0.023 0.607 0.544 0.023 0.607 0.544
服务质量 0.247 4.077 0.000*** 0.247 4.077 0.000 *** 0.247 4.077 0.000 *** 0.247 4.077 0.000 ***
兴趣匹配 0.649 10.470 0.000*** 0.649 10.470 0.000 *** 0.649 10.470 0.000 *** 0.649 10.470 0.000 ***
公民自主 -0.023 -0.750 0.454 0.033 0.957 0.340 0.012 0.334 0.739
企业参与 -0.060 -1.951 0.052 -0.022 -0.584 0.560 -0.035 -0.957 0.340
社会组织 -0.034 -1.111 0.268 0.020 0.584 0.560 -0.012 -0.334 0.739
政府主导 0.075 1.951 0.052 0.047 1.111 0.268 0.031 0.750 0.454
R2=0.814，调整R2=0.805，F(11,241)=95.859***，D-W值=1.968

注： #p<0.1，*p<0.05，**p<0.01，***p<0.001。

研究发现，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未来参与意愿方面，服务质量保持稳健正向影响（β=0.247）。兴趣匹配为最强预测因子（β=0.649，p<0.001），兴趣匹配度提升1单位，参与意愿提升64.9%，其解释力是服务质量的2.6倍。这似乎提示了参与深度到再参与意愿的转化机制，深度参与提升体验，建立情感联结，进而提升公众参与忠诚度。此外，文化参与性别差异显现，女性再参与意愿更高（β=-0.119，p=0.030)，反映了公共文化参与的性别偏好差异。供给模式在公众再参与意愿上无显著差异，且所有供给模式均无显著影响（所有|β|<0.075，p>0.05）。社会组织模式下公众再参与意愿最高（4.16），但统计未达显著，表明文化参与的长期忠诚度取决于体验本质而非供给主体。

5 结论和讨论/Conclusion and discussion

研究聚焦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政府主导的协同治理模式的倡导与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居民“弱参与”的现实难题。案例社区已初步形成多元主体供给格局，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公民自主参与4种供给模式均有体现。尽管实践中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受益于政府政策优惠和支持，但从服务提供主体和内容上仍可清晰区分不同模式。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发现了多元供给模式促进社区公众文化参与的三重机制及不同效能，凸显了服务质量、兴趣匹配和文化圈层效应在社区公众文化参与中的现实张力。公众参与频次基于规模和质量保证，再通过兴趣匹配的筛选决定了参与深度，参与深度与兴趣匹配的进一步筛选决定了用户是否持续参与。相关发现对于回答多元协同如何塑造基层公共文化参与，相关问题和困境，以及未来服务改进提供实证证据支持。

5.1 不同供给模式促进社区公众文化参与的不同效能及原因

5.1.1 政府主导模式的“高频低质”风险和结构性困境

政府主导模式在参与频次上显著占优，但在所有质量体验相关指标（深度体验、意愿、质量、需求匹配度）上均显著落后。政府主导模式之所以能产生较为广泛的参与度，主要与其服务规模、普惠性以及强制行政动员能力有关。案例社区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活动一般以提供公共设施和空间以及组织大型节日活动、文艺演出、展示展览为主，活动持续时间相对较长，比较容易被公众获得。但是上述活动中，公众参与很多时候扮演的是观众的角色，从而导致参与深度倒挂（仅3.07，所有供给模式中最低），“签到式”或即兴参与普遍，无法产生深度体验。兴趣匹配变量的负影响表明，政府主导模式在活动主题多样性和灵活性，活动吸引力，满足专业化、个性化需求等方面存在劣势。人口变量的集体失效，再次验证供给内容的同质化和强制行政动员效应。研究凸显了政府主导文化供给模式的结构性困境或根本矛盾，频次优势源于行政动员传统，但与现代公共服务要求的“精准化、品质化”存在根本张力。未来改革需在保持普惠、规模和规范优势的同时，注入市场化筛选机制。

5.1.2 社会力量供给的质量优势和制度化参与困境

研究显示了发达地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多元社会力量的专业化和精准化质量优势。但不同模式表现有差异，与再次参与意愿也并无关联，凸显了持续参与上的制度困境。
社会组织协同模式在所有质量相关指标上全面领先，尤其在参与深度（3.97）和兴趣匹配度上表现最优。企业参与模式，在用户主观体验（意愿、质量、兴趣匹配度）上表现优异，参与深度和频次有提升空间。公民自主供给，仅参与深度显著优于政府主导，需要加强组织化支持和在地化创新以提升稳定性。案例社区社会组织协同供给的服务以提升青少年课外能力，如艺术、语言（芭蕾舞蹈、英语培训、礼仪）和青少年健康（牙科知识活动），企业参与提供的活动以技能提升、创意市集、手工制作为主，公民自主供给的活动以体育健身（夜跑）、社区环境整治等为主。上述类型的活动需要行动者的高度配合，并且与城市新社区中青年及其家庭需求和品位较为契合，从而能有较高的参与体验感和认可度。这与相关研究所突出的社会力量合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优势类似[31]。
但是，上述活动都不涉及对政策制定、运营管理、服务设计等更深程度的参与。公民志愿自发组织的活动参与人数少，活动单一，与社区和基层政府联系也很弱，无法避免其他学者提及的“弱参与”制度困境[36,39]。此外，社会力量举办活动，在参与广泛性、公平性上多有不足。不少被调查者表示，服务活动宣传不足，时间安排不合理，参与途径不畅。

5.2 谁在利用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兴趣匹配的双刃剑效应和文化实践的圈层效应

研究发现，兴趣匹配在参与频次和参与深度中产生悖论效应，在持续参与意愿中具有核心作用（效应高于服务质量）。这表明，用户黏性或主体意识的形成，不是源于供给模式，而是源于服务体验，彰显了兴趣匹配在公众社区公共文化参与中的张力作用。兴趣匹配产生悖论的原因可能与公众文化参与的社会心理机制有关，即匹配阈值高的用户，可能因为筛选效应或替代效应，而转向市场或商业服务，追求更高质量、层次和其他类型的消费。
人口变量和资源效应在公众参与深度和持续性中的作用再次为此提供了佐证。空闲时间与参与深度显著正相关，收入与参与深度显著负相关，即高收入群体参与浅，中低和中等收入群体认可度更高。女性、中低和中等收入群体相比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5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相比其他群体再参与意愿高。这些证据都进一步彰显了文化参与实践的“圈层性”。
文化社会学历来重视文化实践在阶层区隔中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与国外研究不同，案例社区通过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在兴趣匹配和时间安排方面，为中低收入群体提供了参与优惠且社区可达的专业服务机会，满足了城市新社区外来人口和中青年家庭的实际需求，发挥了公共文化服务普惠均等的作用。这与其他学者所发现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口碑更利于提高弱势群体的文化参与水平”[23]类似。当下中国建构在阶层区隔上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品位复杂，阶层、文化需求的多样化亟需基层社区突破公共文化供给制度僵硬化矛盾[36]。

6 启示/ Implication

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发达地区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需要进一步深化多元供给模式，深耕供需耦合，政府守牢文化普惠底线，市场激活创新供给，社会组织深化服务内涵，公民团体扎根社区土壤，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的“四维共生体”，构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理想生态。

6.1 进一步提升社区基础服务质量和普惠性

政府主导模式，需要进一步提升基础服务质量和普惠性。以图书馆服务为例，问卷开放性问题和访谈都显示，尽管社区建有图书馆分馆，老年和妇女儿童中心以及党群服务中心都建设了阅读资源，但是在实际中宣传不到位，缺乏专门标识，网上也搜索不到。许多调查对象除了钱江世纪公园、沿江跑道等市级重点宣传的文化休闲场所，甚至不知道社区内图书馆的位置。因而，建议将图书馆等设施场地纳入社区补短板项目，对其楼宇布局、空间美化、功能等进行创意性改造，把图书馆升级成“社区共创实验室”。在公众层面，为青少年、老年女性和中低收入家庭设计更为相关和有针对性的服务。例如，与他们需求相适应的文体和代际互动活动（亲子文化套餐、老年群体社交、体育健身等）；针对青少年学校基础教育之外的课外文化、科学和美育教育等，以及非遗工坊/博物馆/图书馆深度沉浸式体验项目；针对新社区移民人口本土文化体验、非遗体验项目，以大文化事业思维促进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40]。

6.2 促进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服务持续性，满足不同阶层群体需求

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模式侧重的是服务异质化和精细化，开展有特色、有黏性的文化活动。但目前活动还主要集中于插画、娱乐、创意市集等，需要提高活动口碑、品牌性、可及性和可持续性。基层政府可以通过购买和其他优惠支持，引导社区内企业、公益组织继续挖掘地域性文化资源，从传统民俗文化、节庆文化，现代年轻人喜爱的亚文化等多角度入手去精耕细作，创新服务形式，提升服务品质，兼顾小众需求。

6.3 从制度和行动者层面扶持和培养公民自主文化队伍

公民自主模式强调群众的自愿性，最能反映群众意愿及需求，也是未来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最有活力的模式。社区需要打造自身文化品牌，增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群众的热情和实质性文化参与。例如，积极挖掘并培育优秀文艺达人，成立健身、舞蹈、戏剧、棋艺等多类型文体小组，增强社区自主供给能力，为居民提供多渠道的文化体验；创作社区之歌、设计社区吉祥物等有社区特色的文化形象，将民俗文化融入社区日常生活，建立常态化公共文化服务机制。更重要的是，加强公民志愿组织和社区不同阶层、年龄、性别人群在制度设计、活动设计、设施运营等方面的参与。例如，设置文化活动及志愿者规章，启动文体社团积分制管理，鼓励居民参与服务活动设计和体验反馈，缩小文化服务与实际生活的差距；积极培养社区意见领袖，调动中高到中低收入阶层加入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咨询服务团队；“活化”社区文化设施，开放图书室等场地资源，预留一定低成本文化空间，租给社会组织和公民团体等。

6.4 以质效指标和数智赋能促进供需耦合

政府主导模式的高频低质风险，以及兴趣匹配在公众参与频次和持续参与意愿中的影响效应还启示我们，在考核方面，不能仅仅侧重规模人数，应建立综合考虑频次达标率、深度参与系数和持续参与意愿指数的质效评价体系。例如，政府根据参与深度和用户黏度系数设立溢价补贴，给予公民项目连续性奖励，持续运营满2年，年度资助翻倍；建立需求评估和分层匹配智能系统，通过上述评价机制筛选多元供给主体，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需耦合程度。针对不同技术偏好开发社区文化APP，利用小区业主群等居民集中的线上社群等进行宣传，同时保障老年群体、儿童线下参与渠道。
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不同类型社区，采用更为严谨的研究设计验证供给模式与参与度关系的异质性。此外，还可以丰富公众参与度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测量，如参与持续性、文化资本提升、地方文化认同等，构建更全面的理论解释框架，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等检验复杂的因果路径。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EB/OL]. [2026-02-05].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Guarante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EB/OL]. [2026-02-05].

[2]
李国新.摹画未来 指引方向 明确任务 促进发展——《“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解读[J]. 图书馆论坛, 2021, 41(8):1-6.

LI G X.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J]. Library tribune, 2021, 41(8): 1-6.

[3]
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EB/OL]. [2026-02-05].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Notice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n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EB/OL]. [2026-02-05].

[4]
耿达.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演进与逻辑理路[J]. 图书馆, 2022(11): 1-7, 15.

GENG D.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logic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J]. Library, 2022(11): 1-7, 15.

[5]
颜玉凡, 叶南客. 认同与参与: 城市居民的社区公共文化生活逻辑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9(2): 147-170.

YAN Y F, YE N K. Identity and participation: on the participation logic of urban community residents' public cultural life[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9(2): 147-170.

[6]
PERCY L.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co-production of urban services[J]. Urban affair review, 1984, 19(4): 431-446.

[7]
OSTROM E. Crossing the great divide: coproduction, synergy, and development[J]. World development, 1996, 24(6): 1073-1087.

[8]
魏勇.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居民文化参与的影响[J]. 图书馆论坛, 2024, 44(1): 24-35.

WEI Y. The influence of moder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on residents’ cultural participation[J]. Library tribune, 2024, 44(1): 24-35.

[9]
傅才武, 蔡武进. 文化权力论[J]. 中国文化产业评论, 2015(1): 32-42.

FU C W, CAI W J. The theory of cultural power[J]. China cultural industry review, 2015(1): 32-42.

[10]
周爽. 集中居住社区居民文化参与研究——以苏州工业园区淞泽家园三期为例[D]. 无锡: 苏州大学, 2017.

ZHOU S. A study on the residents’ cultural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centrated residential communities——based in Suzhou Industrial Park, Songze Community[D]. Wuxi: Soochow University, 2017.

[11]
戴艳清, 李梅梅.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可及性对公众文化获得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J]. 图书情报工作, 2022, 56(21): 3-13.

DAI Y Q, Li M M. The 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public digital cultural service accessibility on public cultural acquisition[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22, 56(21): 3-13.

[12]
邹芳. 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居民组织化参与模式研究[D]. 重庆: 重庆大学, 2022.

ZOU F. Research on the mode of residents' organization participation in the supply of urban community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D].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2022.

[13]
钟金丽. 基础设施项目下乡中农民参与度的提升路径研究——以广西Y村为例[D]. 南宁: 广西大学, 2023.

ZHONG J L. Research on the promotion path of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o the countryside——a case study of Y village in Guangxi[D]. Nanning: Guangxi University, 2023.

[14]
于伟, 张彦. 基于logit 模型影响居民参与社区图书馆因素的实证分析[J]. 图书馆论坛, 2011(1): 10-13.

YU W, ZHANG 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factors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libraries from logit model[J]. Library tribune, 2011(1): 10-13.

[15]
安彦林, 李齐云.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7(3): 68-75.

AN Y L, LI Q Y.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supply of loc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J].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2017(3): 68-75.

[16]
BOURDIEU P.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s[J].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7(32): 1-17.

[17]
THROSBY D. The economics of cultural polic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8]
RUTTAN L M. Economic heterogeneity and the commons: effects on collective action and collective goods provisioning[J]. World development, 2007, 36(5): 969-985.

[19]
岳楠. 博物馆公众参与度: 外部保障与内生动力[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51(1): 140-150.

YUE N. Public engagement in museums: external factors and internal motivation[J].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2023, 51(1): 140-150.

[20]
严贝妮, 刘婉. 公共阅读服务供给对居民文化需求的促进效应研究: 31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2013—2020年）[J]. 图书情报工作, 2023, 67(17): 39-52.

YAN B N, LIU W. Research o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public reading service supply on residents' cultural dem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31 provincial panel data (2013-2020) [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23, 67(17): 39-52.

[21]
王根军. 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活动的居民参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重庆市的调查[D]. 重庆: 西南政法大学, 2020.

WANG G J.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cultural activities in urban communitie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Chongqing[D]. Chongq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2020.

[22]
石筱夏. 居民的文化参与对城市认同的影响研究[D]. 深圳: 深圳大学, 2017.

SHI X X. Study on how residents’ cultural partaking influence the city identity——an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of Shenzhen[D]. Shenzhen: Shenzhen University, 2017.

[23]
魏勇. 居民文化参与的个体动因和社区调节——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检验[J]. 图书馆论坛, 2021, 41(6): 56-66.

WEI Y. Individual motivation and community moderation of residents’ cultural participation: based on multi-layer linear model[J]. Library tribune, 2021, 41(6): 56-66.

[24]
李少惠, 穆朝晖. 非政府组织参与西部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路径分析[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7(5): 17-22.

LI S H, MU Z H. Accessibility analysis of public cultural products to China's western countryside NGO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0, 37(5): 17-22.

[25]
陆和建, 崔冉. 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风险控制研究[J]. 图书馆建设, 2022(3): 146-151, 173.

LU H J, CUI R. Research on risk control of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construction in China[J]. Library development, 2022(3): 146-151, 173.

[26]
胡佳莹.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及成效研究[D]. 杭州: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2022.

HU J Y. Study on the supply mode and effect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taking the nationwide reading construc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D]. Hangzhou: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2022.

[27]
王余生. 从“政府供给”到“市场供给”——孝感市公共文化服务“楚剧展演”项目供给机制个案分析[J]. 湖北社会科学, 2017(5): 57-62.

WANG Y S. From "Government Supply" to "Market Supply": a case study on the supply mechanism of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Chu Opera Performance" project in Xiaogan City[J]. Hubei social sciences, 2017(5): 57-62.

[28]
王诗宗, 杨帆. 政府治理志愿失灵的局限性分析——基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多案例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5): 184-195.

WANG S Z, YANG F. The limitation of governance on voluntary failure: a multi-case study on government purchase of service contracting[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7(5): 184-195.

[29]
王卉. 公共服务“逆回购”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D]. 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 2016.

WANG H.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NGOs in the process of public service “reverse repurchase”[D]. Shangha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2016.

[30]
张陶.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PPP模式研究[D]. 北京: 中国矿业大学, 2020.

ZHANG T. Study on the PPP mode of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D].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2020.

[31]
李少惠, 张红娟. 建国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政策的发展[J]. 社会主义研究, 2010(2): 110-114.

LI S H, ZHANG H J.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ublic cultural polic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Socialism studies, 2010(2): 110-114.

[32]
吴欣欣, 张超民.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问题与优化对策研究——以慈溪市为例[J]. 图书馆界, 2023(3): 51-56.

WU X X, ZHANG C M. A study on the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of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on in the supply of community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 case study of Cixi City[J]. Library world, 2023(3): 51-56.

[33]
王三珊. 社会力量参与城市书屋建设研究——基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角度[J]. 文化产业, 2023(11): 150-152.

WANG S S. Research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book hous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J]. Cultural industry, 2023(11): 150-152.

[34]
吴理财. 公共文化服务的运作逻辑及后果[J]. 江淮论坛, 2011(4): 143-149.

WU L C. The logic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oper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J]. Jianghuai tribune, 2011(4): 143-149.

[35]
巫志南.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精准供给研究[J]. 图书与情报, 2019(1): 31-40.

WU Z N. Study of public cultural products and precise supply[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2019(1): 31-40.

[36]
颜玉凡, 叶南客. 城市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弱参与场域的结构性因素[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2): 57-66.

YAN Y F, YE N K. Structural Factors in urban community residents' weak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J]. 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2): 57-66.

[37]
周敏. 构建新时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模式的实践路径研究[J].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2019, 40(12): 38-42, 83.

ZHOU M. Constructing an effective supply model for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the new era[J].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2019, 40(12): 38-42, 83.

[38]
徐继宏. 此心安处是家乡——浙江“千万工程”提升城乡居民文化获得感[EB/OL]. [2026-02-05].

XU J H.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feels at ease — Zhejiang's “Ten Million Project” enhances cultural fulfillment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EB/OL]. [2026-02-05].

[39]
颜玉凡, 叶南客. 政府主导下的居民离散性参与: 类型、策略与特征[J]. 社会科学, 2017(4): 77-88.

YAN Y F, YE N K. The discrete participation of residen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types, strategies and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2017(4): 77-88.

[40]
李斯.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与未来展望[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4(5): 29-41.

LI S. The historical logic,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modern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24(5): 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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