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美国律师协会法学教育和律师职业分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s Section on Legal Education and Admissions to the Bar）的一个特别工作组发布了一份关于法学教育和职业化发展“缩小差距”的报告（Law Schools and the Profession: Narrowing the Gap）^[7]，被非正式地称为“麦科特报告”，此名字来源于该工作组主席罗伯特·麦考特（Robert MacCtrate）。工作组由知名律师、法官和法学教育工作者组成，该报告基于当时“美国法学教育和职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一认识，认为法学院的教育不能很好地满足法律职业的要求，二者理论上本应一致，而实际上是脱节的。

麦克特报告提出律师必须具备十大基本技能和4项职业道德规范，并对法学院的课程安排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麦克特报告旨在成为日后所有关于法学教育讨论参考的标杆或基准性的材料。事实证明，工作组和麦克特报告对其后20多年美国的法学教育改革确实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至今美国法学院的课程设置及调整都能找得到麦克特报告的影子。

在麦克特报告重点强调的律师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中，有很多都和信息素养密不可分，比如通晓法律体系和制度，开展事实调查的方法，询问当事人、谈判、沟通和法庭辩论的技巧，运用法律规则的能力，团队协作，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承担的社会责任，等等。

麦克特报告在法学教育领域发展和拓宽了信息素养的内涵。它强调了职业律师的必备技能，实际上也是法学教育中法学院学生必需的技能，如解决问题的能力、法律分析和推理以及法律文献与信息检索的能力。将法学研究的方法从书目教学（bibliographic instruction）发展到面向流程的模式（process-oriented model），这种教学模式教导学生使用全面的、综合的法律研究技能解决现实问题，比如确定研究计划、设计检索策略和分析法律信息等。

卡内基研究中心2007年发表了 《培养律师——为法律职业而准备》（Educating Lawyers: Preparation for the Profession of Law）研究报告，报告从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来审视职业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反思是作为对培养医学、法律、工程、神职人员等各种学科教育进行总体反思的一部分提出的。报告对美国法学教育的整体状况提出了警告，并强调过去美国法学教育改革只是单方面改革，建议法学院考虑一种综合的改革方式。报告强调法学教育应更关注实践经验教学，扩大诊所式教学，在实践环境中传授法学知识和训练职业技能，并指出法学院应确定相应目标并进行评估。报告还认为法学院对学生学习的评估不充分，且过度依赖高难度考试。对此报告建议法学教育应提升学生自我学习、自我了解、知识迁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报告进一步强调在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持续变化的大环境下，要使学生胜任法律职业，法学教育就应培养学生适应持续变化的能力。卡内基报告的评估对美国的法学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引领了世界法学教育的风尚。

2013年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Law Libraries, AALL）在前述两大研究报告和2000年ACRL“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的基础上发表了《关于法律信息检索和法律方法的原则和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该标准的出台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信息专业（information professional）的发展在法律学术、律师、法官、政府机构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法律研究中的渗透和影响；二是来自法律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大量论著显示研究能力（research competency）直接关系到整个法律职业的有效和高效运转^[8]。

《标准》指出许多论著或研究对法律界的研究能力进行质疑，总结了研究能力或信息能力不足的表现，比如从事法学学术和法律职业的人不能找到相关材料、无效（inefficient）的网上检索策略、不能归纳出一个问题或研究课题的基本事实或概念、缺乏评价信息有效性和权威性的技巧……^[8]《标准》强调考虑到网络法律信息的激增、获取途径和方法的多样化、出错几率大而带来的高成本使得分析能力和其他研究能力变得尤其重要^[8]。一个律师如果不能掌握网络信息检索技能，不能评价一条法律信息的有效性和可用性，将可能导致当事人败诉，或被冠以蔑视法庭罪论处。

《标准》指出：一个成功的法律研究者应该能够：①通晓基本的法律体系和法律信息资源；②通过有效和高效的检索策略收集信息；③批判性地评估信息；④运用信息有效的解决特定的问题；⑤能够区分道德和非道德的信息利用方式，并了解与信息查找和使用相关的法律问题。

《标准》对美国法学领域的影响正如AALL所期望的，法学教育和实务部门都将法学研究能力作为本领域的必备技能并制定相关的实施措施，实践证明它确实起到了示范作用或者标准的作用。

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法律思维是模式或过程，是“找出问题、寻找规则、分析和应用、得出结论”的过程，包括法律问题是什么、对此问题适用的规则是什么、规则适用的情况有哪些以及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法律思维贯穿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的整个过程，将其比喻为法学教育、法学学术和法律职业的心脏或灵魂一点都不为过，因为它使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交叉成为可能。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法律思维是指导法学领域的一套方法论，而信息素养是对相关学科领域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二者是具体和一般的关系，互相依存、影响和补充。

美国的法学教育是职业教育模式，案例和诊所式教学是法学教育采用的主要方法，信息素养所包含的技能或要素恰恰迎合了法学教育中案例和诊所式教学的需要。

案例教学法实际上是讲授法律分析能力的过程。在美国这样的判例法国家，过去的案件所确立的原则对将来的案件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B.R. White曾说过，“律师、法律顾问或立法者，他们的法庭行为、法学论文、法律意见或者他们赞成的立法都往往根源于过去的案件……诉讼案件的结果一再地依赖于对过去案件的研究和再创造。法律顾问和出庭律师必须掌握分析过去案件和运用立法背景解释法律的能力”^[9]。法学院的学生需要学习从案例中分析、推导出法律规则并将其运用到新的事实环境中，需要探求在不同的事实环境中如何区分同一类型的案件。在这种教学方法中，老师和学生共同探讨一个案件，抽出事实做出分析，并通过不断地假设、对话和论辩来验证具体法律规则的适用性，通过这样的训练帮助学生建立新的思维习惯，改造旧的思维模式。

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法学院的诊所式教育发展迅速^[10]。无论从学生个人法律职业能力发展还是对提升法学教育的水平来看，诊所教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诊所教育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积极的学习环境，在这里学生既可以探讨法学理论，又可以亲自操练法律技能，同时诊所教育还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才能。此外，诊所教育把法学教育放到整个现实社会并和维护社会正义联系起来，有效地增强了法学教育的实践水平，也为社会法律服务的有效开展奠定了基础。因此，诊所教育的迅速发展被视为自案例教学法创立以来，美国法学教育的最重大的变革。

信息素养对于法学教育来说，除了作为法学教育的方法论之外，从法学院的认证和课程设置到职业能力原则或标准的建立，再到法律职业的准入门槛无处不体现信息素养的影响。

首先，美国的法学院要得到认证,必须能够开设教学课程以确保学生获取法律职业资格，并能够高效地参与法律职业^[11]。对课程设置的要求也相当细致，美国律师协会第302条(课程标准)规定: 法学院应向学生提供的教育中包括法律分析和推理、法律检索、解决问题等方面的教育以及其他能够有效从事法律职业所必须的职业技能（professional skills）。全美法学院的大部分必修课程都差不多,除法律知识的学习外，每个法学院都会为学生提供法律信息检索技能训练课程。如耶鲁^[12]、哈佛^[13]和斯坦福大学法学院^[14]分别针对一年级新生开设法律信息检索与写作（Legal Research and Writing）课程；针对高年级学生开设高级法律信息检索（Advanced Legal Research）课程；以及针对法学不同研究方向学生开设专题文献检索课程，如耶鲁法学院开设的合同法专门法律信息检索(Specialized Legal Research in Corporate Law) 课程和哈佛法学院开设的比较法视野下的法律信息检索课程（Leg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Foreign, and Comparative）。此外，美国律师资格考试当中也会对应试者的法律分析能力进行重点考核，且申请者必须毕业于一所美国律师协会认证的法学院，而且要通过律师资格考试。

美国法学教育全球领先地位的确立和信息素养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方法论角度看，信息素养教育经历了两个阶段：“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基本采用单独开设信息技术课程的模式；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普遍采用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的方法。目前，国内外信息素养教育研究者形成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的新思维、新方法，都认为信息素养教育课程须与专业课程相整合”^[15]。美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恰好在信息素养与学科发展交叉的合适时机，纳入了信息素养的元素，并将视为法学教育这台庞大的机器有效运转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信息素养教育在促使美国法学教育实现当时改革目标的同时，也确立了美国法学教育全球的引领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