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前身是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并分别于2010-2014年发布的第7次至第11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了2009-2013年我国成年居民的综合阅读状况^[1] 。

文化的发展需及时跟进经济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需与物质文明建设同步进行。当文化素养的总体水平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无法对接时，从国家层面通过立法加以推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

阅读既是个人的休闲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社会公共行为。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孝正说的：“中国从政府层面倡导全民阅读，可以引导社会向有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方向发展，避免功利主义的诱导”。通过全民阅读立法，明确政府责任，规范政府行为，可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社会公益资金的援助，规范全民阅读活动的推广，从而为广大民众提供更舒适的阅读空间、更便利的阅读资源、更浓厚的阅读氛围、更高效的阅读引导；使人们更深切地认识到阅读的魅力，消除对阅读的轻视懈怠，培养全民阅读的社会习惯。个体阅读是公民个人的小事，但全民阅读却是事关国家战略、提升民族创造力的大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推动全民阅读视为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在政府立法推动阅读方面进行了诸多有效的探索。如美国的《卓越阅读法》（1998年）、《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2002年），日本的《关于推进儿童读书活动的法律》（2001年），韩国的《图书馆及读书振兴法》（1994年），俄罗斯的《民族阅读大纲》（2012年）等，都着眼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以立法形式促进国民阅读能力的提高与积累。

我国国民平均阅读水平一直远低于若干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当前价值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国家通过立法来促进和保障全民阅读，促进人们更多地开展阅读，保障人们阅读的权利，促进政府和社会组织更多地支持阅读，保障人们得到应有的阅读服务，从而有力提升阅读在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实在是文明进步之举^[6]。

从1997年九部委共同发出《关于在全国组织实施“知识工程”的通知》，提出实施“倡导全民读书，建设阅读社会”的“知识工程”，到2015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逐步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扩大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范围，发挥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作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7]，全民阅读经历了18年的发展与成长。在此期间，政府和相关文化部门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来推动全民阅读。由初始的“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到建设“知识工程”“学习型社会”，再到“书香社会”，全民阅读已由“一项活动”发展到“系统工程”，由“民间倡导”发展到“国家战略”，由“无法可依”发展到将要有“立法保障”^[8]。18年来，全民阅读的政策环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散到系统、从倡议到战略的持续升级，对稳步推进国家层面的全民阅读立法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打造了成熟的政策基础。

自从2014年“倡导全民阅读”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以来，各省市也加快了全民阅读立法的进程。2015年1月1日，我国首部地方全民阅读法规《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在江苏省正式实施；2015年3月1日，《湖北省全民阅读促进办法》开始施行；《深圳经济特区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也已提交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有望在2015年上半年出台。这种自下而上的阅读立法趋势为国家出台全民阅读立法起到了刺激作用，为其早日出台营造了一定的法律环境。

任何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均需以成熟的社会现实条件作为基础。全民阅读立法，也需硬软件兼而有之，缺一不可。所谓硬件，主要是指各种规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即前文提及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等为大众提供阅读的场所、资源等。全国公共图书馆截至2012年底共有3 076个；博物馆数量在2013年达4 165家；2012年全国包括其他系统和民营美术馆在内共有美术馆400余家^[9]。另外，还有实体书店、咖啡厅等都为民众提供了可选择的阅读空间。所谓软件，则指民众对于阅读活动和阅读立法的期待以及社会整体的阅读氛围。连续5年的全民阅读调查中，有超过6成的民众明确表示其对阅读活动的期待；同时，近10年来从国家到省市层面定期举办的阅读活动也带动了越来越广泛的参与群体，激发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于阅读的热爱。这些都为全民阅读立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