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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9 >Issue 3: 285 - 315

DOI: https://doi.org/10.13266/j.issn.2095-5472.2024.021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nfiguration Paths of Urban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struction——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zzy Sets Based on 36 Key Cities

  • Wu Zhongcan , 1 ,
  • Feng Zhanchang 2
Expand
  • 1 School of Management,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 2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Received date: 2023-10-30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8

Fold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nfiguration paths of urban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urban network security construction. [Methods/Procedures] Based on TOE theory,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nfiguration paths of China’s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struction from three aspects: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 shows that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are coupled to form four high-level urban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struction paths. They are institutional-economic dependent, system-environment connected, leadership-economic motivated, and institution-talent supported paths. In addition, the urban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struction in different geographic areas shows a differentiated path. Specifically, eastern cities mainly achieve high-level urban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leadership-driven, institution-promoted, and leadership-economy combined paths, while central and western cities mostly realize high-level urban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institution-technology conjunct and institution-economy combined paths.

Key words： urban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driven; organizational support; environmental dependency; fuzzy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Cite this article

Wu Zhongcan , Feng Zhanchang .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nfiguration Paths of Urban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struction——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uzzy Sets Based on 36 Key Cities[J].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um, 2024 , 9(3) : 285 -315 . DOI: 10.13266/j.issn.2095-5472.2024.02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网络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大数据时代，网络空间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必争之地[1]。我国高度重视网络信息安全工作，2014年，中央网络信息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标志着网络信息安全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点议题[2]。2016年，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信息安全法》，要求“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3]，这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网络信息安全法，也昭示着网络信息安全已经被纳入国家法律保护范围。
网络信息安全对于城市安全尤为重要，城市作为行政区划中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防线，是抵御网络风险的重要关卡。在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倡议下，网络信息安全已经成为建设智慧城市的战略重点[4]。然而，现阶段我国各城市之间网络信息安全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是何种原因造成各城市间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的差异？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存在哪些不同路径水平？各因素之间又存在何种联动关系？这些都是当前网络信息安全建设亟需研究的重要问题。

1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构建/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framework construction

1.1 文献回顾

网络信息安全是指在保障网络系统硬件、软件正常运行的前提下，保障网络系统中的数据在存储和传输过程中不受侵害而遭到破坏。网络信息安全具有信息的完整性、一定范围内的保密性、信息的可用性和可控性、抗抵赖性等特征[5]。那么，在数字城市发展中，哪些属于数字城市网络信息安全范畴？笔者以《数字城市网络安全评价指数白皮书（2022）》对数字城市网络安全的界定为基础，结合网络信息安全的特征，将数字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范围界定为网络安全管理、网络安全技术和网络安全运营3个方面。其中，网络安全管理包括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网络安全机构；网络安全技术包括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政务外网、内网、基站、终端、开放平台）安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向公众提供网络信息服务或支撑重要行业运行的能源、通信、金融、交通、公用事业等重要行业运行的信息系统）安全；网络安全运营（安全监测、安全预警、安全评估、安全应急处置等）安全。
作为全球网络技术领先者和互联网的缔造者，美国是最早关注网络信息安全防护的国家[6]。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多的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7]。已有研究在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影响因素、风险类型与实现路径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关于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影响因素，学者们普遍认为，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是一个复杂系统，会受到来自技术[8]、组织、管理[9]、人员[10]、环境[11]等多个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例如，王金祥认为，组织、制度、技术、人才等影响全面网络安全观下智慧城市安全保障体系建设[12]；邹凯等认为，政策环境、物理环境、技术环境、管理环境等环境因素，信息收集、存储、加工、利用等逻辑因素，信息安全委员会、信息安全主管、信息安全委员、内审员等组织因素影响智慧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13]；L. Hansen和H. Nissenbaum认为，多样且复杂的网络接入环境、接入方式、接入终端、接入技术等加大智慧城市信息安全保障的难度[14]。此外，A. AlDairi认为，技术、应用程序、基础设施和信息会导致智慧城市网络安全问题的产生[15]。
关于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风险类型与实现路径，有学者认为，在信息时代智慧城市面临多样化的网络信息安全风险，只有清晰识别这些网络信息安全风险，才能有效应对不同的网络信息安全风险。例如，向尚等将智慧城市的信息安全要素归纳为基础设施安全风险、数据管理安全风险、信息内容安全风险和信息技术安全风险、信息组织安全风险和社会环境安全风险，并建立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指标体系，为应对城市信息风险提供了指导[16]；L. Edwards认为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来源于数据、隐私和法律等方面，并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提出应对措施[17]；王青娥等认为智慧城市面临信息安全风险归纳为基础设施风险、技术风险、管理风险和政策法规风险，因此，应该通过建立基础设施保障体系、技术安全防范体系、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以及信息安全政策法规体系来应对不同类型的网络信息安全风险[18]。此外，高凯等认为，环境风险、数据风险、用户风险和管理风险构成了智慧城市信息安全的风险因素，这些不同的风险要素对城市信息安全风险的影响权重不同，因此，应该针对不同类型风险要素提出应对策略[4]。
综上所述，学界较为系统地回答了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为本文研究问题的破解提供了思路，但仍存在以下不足有待探讨：首先，既有研究大多是对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的规范性分析，缺乏对网络信息安全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笔者拟从技术、组织、环境3个维度出发，对影响网络信息安全的诸多因素进行系统识别与检验。其次，既有研究尽管已经关注到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忽视了这些因素对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组合作用。笔者拟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影响网络信息安全的多因素组合作用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的多元路径。

1.2 分析框架

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理论框架源于20世纪90年代，最早由L. G. Tornatzky和M. Fleischer在《技术创新的流程》中提出[19]。TOE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分析企业采纳创新技术的影响因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基于技术应用情境的综合性分析框架[20]。该理论认为，组织采纳创新技术受到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技术因素是指技术的相关特性，包括技术能力、技术资源等；组织因素是指组织本身的特征，包括组织的层级、规模、结构等；环境因素是指组织受到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发展、需求压力等。
目前，TOE理论已广泛应用于电子政务、政府开放数据等研究中。在我国地方政府网络信息安全实践中，各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呈现较大差异，反映了网络信息安全的影响因素复杂多样，其中蕴含着多重驱动机制。基于此，对网络信息安全水平背后反映出的技术、组织、环境等多重条件的组态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从TOE框架的理论视角出发，将影响我国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的因素划分为技术、组织、环境3个方面（见图1）。其中，技术因素包括网络信息安全人才、网络信息安全技术2个影响因素。组织因素包括主要领导重视、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机构设置3个影响因素。环境因素包括经济条件支持、社会需求压力2个因素。技术、组织、环境三者之间相互联动、共同作用于数字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指数。
图1 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分析框架

Figure 1 Analysis framework of urban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level

技术因素是指影响网络信息安全的技术特征及其与组织的关系。在数字城市网络信息安全语境中，网络信息安全人才是网络安全建设的核心资源[21]，先进的网络安全技术是实现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手段[22]。一方面，人才是网络信息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23]。作为一项技术性活动，网络信息安全的功能设计、体系运维等都依靠网络信息安全人才实现。因此，网络安全人才队伍的完备程度和质量水平决定了网络安全建设的水平和质量[24]。另一方面，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是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的关键工具，是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保障[25]。网络作为虚拟事物，需要通过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来支持网络平台的平稳运行、系统维护、功能开发、风险阻截等。因此，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水平深刻影响网络安全信息建设水平。
组织因素是指包括组织规模及范围、管理结构特征以及其他组织内部可以利用的资源在内的与资源利用以及采纳相关的组织特征[26]，包括职能配置、人力资源管理、层级配置、管理技术手段等[27]。在数字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影响因素分析中，组织因素包括主要领导重视、安全机构设置、安全管理制度。首先，政府需具备网络信息安全的保障能力[28]，主要领导作为本级政府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的规划者，其对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影响本级政府对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的资源投入和考核比重。其次，网络信息安全机构在安全测评、系统监测、后台运维等方面为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提供组织保障，映射了组织网络信息安全的管理能力。网络信息安全组织机构设置越完善，网络信息安全的组织化水平越高。最后，网络信息安全制度为把握网络信息安全风险的发生规律和动向以及突发网络信息安全事件应急处置提供了保障[29]，同时为用户和运维人员使用、维护信息系统提供了指南。因此，网络信息安全制度水平决定了网络信息安全的法治化水平。
环境因素是指影响组织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包括经济状况[30]、社会需求和资源[31]、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在数字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中，影响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环境因素包括政府的经济条件支持和社会需求压力。经济条件支持反映的是城市对网络信息安全管理的资金支持力度，政府的财政能力决定政府财政资源的辐射范围[32]。就城市网络信息安全议题而言，政府的财政能力决定其对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的投入比重。在数字化背景下，网络信息安全成为城市政府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政府财政能力越强，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的资金保障能力越强。在社会需求压力方面，既有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公民的网络信息安全需求与日俱增，对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33]。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公民的网络信息安全意识越强，在个人信息安全受到侵犯或在网络中遭遇攻击时越倾向于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从而给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形成自下而上的压力，推动政府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水平的提升。

2 研究设计/Research design

2.1 研究方法

笔者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方法进行组态分析。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由C. C. Ragin在1987年提出[34]，是通过分析案例中的多个因果条件，识别导致被解释变量产生变化的不同因果路径的研究方法[35]。也就是说，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是通过案例本身来挖掘造成同一结果变量产生变化的不同条件，是对“多因一果”进行分析的方法。笔者选择采用fsQCA方法对网络信息安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①网络信息安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传统的回归方法难以对这种复杂的关联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②fsQCA方法适合分析具有程度或者水平上变化的变量，本文的变量如网络信息安全人才、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网络信息安全机构设置等都只是涉及数量和程度的变化，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类型，相较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risp-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csQCA)方法，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更能凸显研究对象在数量和程度上的变化。因此，笔者选用该研究方法。

2.2 案例选择

笔者选择我国36个重点城市作为样本，包括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主要依据如下：①代表性。首先，城市政府网络信息安全水平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既能响应上级政府的网络信息安全要求，也能给基层政府提供相应的指导，因此研究城市政府的网络信息安全水平对推进国家信息化安全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其次，36个重点城市作为国家政策的哨岗，覆盖东部和中西部不同的城市区域，这些城市的网络信息安全水平是不同区域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的缩影。分析这些城市之间不同的网络信息安全水平有助于廓清不同区域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差异的原因，具有很好的代表性。②可比性。36个城市覆盖东、中西部不同区域，能够代表不同地区的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水平，而且这些城市之间在组织、技术和面临的环境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具有较好的可比性。③资料的可获得性。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要求具备充分的资料对案例加以解释，本文的样本量为36个，符合QCA方法15—50之间的中等样本量需求，相关数据资料可通过公开网站获取。依据这些标准，笔者最终选择了36个重点城市作为考察对象。

2.3 变量及其赋值

本文要解释的结果变量为数字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数据来源于2022年6月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数字城市网络安全评估指数白皮书（2022）》。该报告从数字城市网络安全管理体系、数字城市网络安全技术体系和数字城市网络安全运营体系3个方面11项指标出发，对数字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整体状况进行了评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单位，长期致力于为我国数字化建设提供决策咨询，是我国互联网安全领域的权威咨询机构，其数据来源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
结合相关文献梳理和理论框架，笔者按照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将解释变量分为技术、组织、环境3个维度（见表1）。鉴于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社会需求压力、经济条件等部分变量的城市数据尚未更新至2023年，为了排除时间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干扰，笔者选取2021年数据进行分析。此外，网络信息安全人才数据最新至2020年，故选取2020年数据进行分析。
表1 城市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变量的设定与校准

Table 1 Setting and calibration of variables for urban high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level

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测量 变量校准 数据来源
结果变量 数字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 数字城市网络安全指数 排名前18赋值为1，排名后18则赋值为0 《数字城市网络安全评价指数白皮书（2022）》[36]
条件
变量		 组织维度 安全机构设置 各市网络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机构数量

3个锚点分别为75分位值，50分位值，25分位值		 2021《全国网络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机构推荐目录》[37]
主要领导重视 主要领导关于网络信息安全讲话的次数 各省人民政府网站及搜索资料
安全管理制度 各市出台的网络信息安全制度数 有网络信息安全制度赋值为1，无网络信息安全制度则赋值为0 北大法宝
技术维度 网络信息安全人才 各市计算机软件服务人数


3个锚点分别为75分位值，50分位值，25分为值		 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38]
网络信息安全技术 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综合指数 《大数据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指数报告》[39]
环境维度 经济条件支持 各市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2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40]
社会需求压力 各市在读大学生数 2021年各市统计年鉴

2.3.1 网络信息安全人才

网络信息安全人才是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的主力军，网络平台的功能设计、系统运维等离不开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的支持。一个城市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影响着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建设水平。计算机软件服务人员是经过网络信息安全培训的技术性人才，其数量是衡量网络信息安全人才的重要指标。各市计算机软件服务人数反映了城市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建设情况。因此，选取计算机软件服务人数来测量网络信息安全人才，数据来源于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3.2 网络信息安全技术

笔者通过大数据协同安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和中国赛宝实验室等多个机构联合发布的《大数据网络信息安全指数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来测量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该《报告》从政府网络信息安全指数、企业网络信息安全指数、个人网络信息安全指数3个方面对大数据时代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状况进行了评估，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的综合水平。因此，选取网络信息安全综合指数来测量网络信息安全技术。

2.3.3 安全机构设置

网络信息安全机构设置是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主要护卫者，网络信息安全机构设置越完善，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越高。换言之，各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组织机构设置的数量越多，各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组织保障越充分。因此，选取各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机构的数量来测量各市网络信息安全机构设置。数据来源于2021年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全国网络信息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机构推荐目录》中各城市的网络信息安全机构数量。

2.3.4 主要领导重视

在中国语境下，领导注意力分配反映了领导对于某项事务及其管理的重视程度[41]。笔者通过领导活动中主要领导关于网络信息安全议题的讲话频数来测量领导对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领导讲话包括领导主持或参与的会议、调研活动等领导活动中发表的讲话。因此，选取主要领导关于网络信息安全讲话的频数来测量主要领导对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数据为笔者通过在各城市政府官方网站进行检索整理获得。

2.3.5 安全管理制度

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反映了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法治化水平，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制度越完善，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法治化水平越高，相应地，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也越高。笔者按照标题搜索方式，在“北大法宝网”平台以“网络信息安全”“数据安全”“信息安全”等关键词初步检索出36个城市政府在2021年发布的相关法规规章，结合法规规章标题信息，最终确定能反映各城市出台的网络信息安全制度数量。因此，笔者通过北大法宝中各城市出台的网络信息安全制度的频数来测量各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制度建设水平。

2.3.6 经济条件支持

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水平离不开经济资源的支持，而政府作为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的主体，是经济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城市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水平越高，意味着该城市有更多的财政资源可以投入到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中。因此，选取城市政府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水平来测量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的经济支持条件。数据来源于202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3.7 社会需求压力

笔者通过各城市的在校大学生人数来测量一个区域的社会需求压力，数据来源于2021年各城市统计年鉴。公众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影响着公众对网络信息安全风险的认知能力和应对能力，是反映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社会需求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网络信息安全的风险感知能力和应对能力也更加敏感，网络信息安全意识越强，由此形成巨大的网络信息安全需求。在校大学生人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座城市的教育水平与当地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因此，选取各城市在校大学生人数来测量社会需求压力。

2.4 变量校准与真值表构建

在用fsQCA方法进行分析前，需要对变量进行校准。所谓校准，简单来说，就是将案例中原始变量赋予集合隶属度分数的过程，是进行必要性与充分性关系分析的前提[42]。首先，笔者遵照主流校准方式[43]，将社会需求压力、经济条件支持、网络信息安全人才、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网络信息安全机构、主要领导重视等定比变量，选取变量的百分位值，25%（完全不隶属）、50%（交叉点）、75%（完全隶属）作为定性锚点进行校准。其次，对数字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和网络信息安全制度采取直接赋值法进行校准。其中，根据排名对数字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进行赋值，排名前18赋值为1，排名后18则赋值为0；按照有无网络信息安全制度对网络信息安全制度进行赋值，有赋值为1，无则赋值为0。最后，在对每个变量进行校准后，根据变量的赋值规则构建真值表，并利用fsQCA3.0软件对真值表进行单个因素的必要性分析和组合条件的充分条件分析，从而得到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和组合条件的充分条件分析结果。

3 定性比较分析及结果/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results

定性比较分析包括必要条件分析和充分条件分析两个步骤：①必要条件分析是为了测量单个因素对结果变量的解释程度；②充分条件分析是为了测量多个因素对结果变量的解释程度。其结果均用一致性和覆盖度来表示。一致性表示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程度，覆盖度表示条件变量可以解释的案例数量[44]。

3.1 单变量的必要性分析

进行组态分析之前，需要检验每一个条件变量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各条件变量是否为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的必要条件。一般认为，当条件变量的一致性≥0.9，则可以认为该条件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45]。因此，笔者使用fsQCA3.0软件分析各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和覆盖度，如表2所示：
表2 城市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的必要条件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urban high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level

变量名称 一致性 覆盖度
安全机构设置 0.67 0.71
～安全机构设置 0.33 0.31
主要领导重视 0.63 0.63
～主要领导重视 0.37 0.37
安全管理制度 0.67 0.55
～安全管理制度 0.33 0.43
网络信息安全人才 0.71 0.74
～网络信息安全人才 0.29 0.28
网络信息安全技术 0.68 0.68
～网络信息安全技术 0.32 0.32
经济支持条件 0.78 0.79
～经济支持条件 0.22 0.22
社会需求压力 0.60 0.60
～社会需求压力 0.40 0.40
通过表2可以看出，所有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9，表明这些条件变量都无法单独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无法单独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46]。因此，需要考虑条件变量的组合，即进行组态分析，探究多要素对结果变量的共同影响。

3.2 城市高水平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的充分性分析

笔者采用fsQCA3.0软件分析条件变量的组态模式，在已构建的真值表基础上，设定案例数量的域值为1，同时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75进行标准化分析（见表3）。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的影响因素是多元的，共有5条条件组态。总的一致性约0.90，说明符合5种组态的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案例中，90%的城市呈现较高的网络信息安全水平。总覆盖率约0.48，说明5种条件组态可覆盖48%具有较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的城市。从条件组合的影响因素来看，这5种生成路径代表了当前城市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的4种模式。
表3 城市高水平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的组态分析

Table 3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urban high-level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struction

结果变量

条件变量		 机构经济
依赖型		 制度环境
联动型		 领导经济
激励型		 机构人才
支持型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组态5
安全机构设置（SA） ˜ U U ˜ ˜
主要领导重视（LE） ˜ ˜ ˜ U
安全管理制度（SS） U ˜ ˜ ˜
网络信息安全人才（SP） ˜ ˜ ˜ ˜
网络信息安全技术（ST） U ˜ ˜ ˜
经济支持条件（PB） ˜ ˜ ˜ ˜ ˜
社会需求压力（EL） ˜ ˜ ˜ U ˜
一致性 0.86 0.88 0.90 0.83 0.84
原始覆盖度 0.07 0.12 0.11 0.19 0.11
唯一覆盖度 0.07 0.04 0.03 0.16 0.09
解的一致性 0.48
解的覆盖度 0.90

注：˜代表核心条件，U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边缘条件，U代表边缘条件缺失，空白代表条件不存在

在QCA中，中间解和简约解的关系嵌套可以对结果进行解释，从而识别每个解的核心条件和边缘条件。同时在中间解和简约解中出现的为核心条件，只在中间解中出现的为边缘条件。

3.2.1 机构经济依赖型

“机构经济依赖型”对应组态1，表示为：SA*～SS*EL*SP*PB*～ST，意指即使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制度建设水平和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水平不高，在高水平的网络信息安全机构设置和政府的经济条件支持下，以及在较高的社会需求压力和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建设的辅助下，也能获得较高的网络信息安全水平,而无论主要领导重视程度如何。组态1能够解释7%的案例，并且有7%的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案例能够被这条路径所解释。这一路径的核心条件是网络信息安全机构设置和经济条件支持。
“机构经济依赖型”表明，在网络信息安全制度建设水平和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数字城市主要通过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机构建设、提高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创造社会需求和培养网络信息安全人才来提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机构经济依赖型”城市包括武汉市和郑州市。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武汉市和郑州市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较高，网络安全机构建设较为完善。以武汉市为例，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年武汉市公共财政支出约2.407亿元，在全国36个重点城市中位居第7名。大量的财政支出为网络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为武汉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支撑。在网络信息安全的组织机构设置上，根据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统计，2021年武汉市设置了5个网络信息安全机构，分别是湖北星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北东方网盾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武汉明嘉信信息安全检测评估有限公司、武汉等保测评有限公司和武汉安域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这些网络信息安全机构主要负责网络信息安全状况的检测与评估，为武汉市网络信息安全等级测评、安全风险防范等提供了保障。因此，在较完善的组织机构设置和经济条件支持下，武汉市整体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水平位居全国第9名。

3.2.2 制度环境联动型

“制度环境联动型”对应组态2和组态3。组态2表示为：～SA*SS*EL*SP*PB*LE，组态3表示为：～SA*SS*EL*PB*LE*ST。组态2能够解释12%的案例，有4%的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案例能够被这条路径所解释。组态3能够解释11%的案例，有3%的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案例能够被这条路径所解释。路径2和路径3核心条件相同，可表示为：～SA*SS*EL*PB*LE，意指当城市具备较好的网络信息安全制度水平、社会需求压力、经济条件支持时，即使网络信息安全机构设置不够完善，也能获得较高的网络信息安全水平，而无论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建设水平、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水平如何。
“制度环境联动型”表明，在网络安全机构不完善的情况下，数字城市可以通过加快网络信息安全制度建设、创造社会需求压力和提高政府经济条件支持来提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制度环境联动型”城市包括南京市、西安市和长沙市。在经济支持方面，这些城市都排在全国较高位置。在制度方面，制度对政府行为具有引导作用，有助于政府合理、合法的开展政策活动。例如，2021年，长沙市发布的《关于长沙市加快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补充意见》强调网络信息安全对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价值，提出要“加强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组建网络信息安全人才培养基地”等目标要求，为长沙市网络信息安全事业发展明确了方向[47]。西安市发布的《西安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关于保护好个人信息安全的通告》为西安市信息安全保护提供行动指南[48]。南京市发布的《政务数据安全管理指南》提出政务数据安全管理分级原则、分级要素、分级标准和分级流程，明确了南京市政务数据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49]。在社会需求方面，2021年长沙市在校大学生人数达69.7万人，西安市为99.8万人，南京市为91.8万人。公众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对网络信息安全的感知更加强烈，相应地，对网络信息安全的保障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推动长沙、西安、南京不断提升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水平。

3.2.3 领导经济激励型

“领导经济激励型”对应组态4，表示为：SA*～EL*SP*PB*LE*ST，意指在高水平的主要领导重视和经济条件支持下，以及在较高的网络信息安全组织机构设置、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建设水平、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水平的辅助下，即使社会需求压力不高，也能获得较高的网络信息安全水平，而无论网络信息安全制度水平如何。组态4能够解释19%的案例，并且16%的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案例能够被这条路径所解释。这一路径的核心条件是主要领导重视和经济支持条件。
“领导经济激励型”表明，在社会对网络信息安全的需求尚未达到高度关注的情况下，数字城市可以通过提高主要领导重视和经济支持、加强网络机构建设、培养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提高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水平的方式来提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领导经济激励型”城市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深圳市。在经济支持上，北京市、天津市和深圳市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分别为0.71亿、0.32亿、0.42亿，均位居全国靠前位置。在主要领导重视上，领导多次强调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性。例如，2021年5月8日，天津市市委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议，强调要认清网络安全形势，维护网络安全，加快网络强市和数字天津建设[50]。2021年7月，深圳市委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全力防范化解网信领域重大风险，坚决守住守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南大门”，明确了深圳市网络信息安全的建设方向[51]。2021年9月，北京市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了网络信息安全对当前城市安全的重要影响，提出通过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加强网络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建设、赋能城市治理和服务群众，推动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发展等措施来提高网络信息安全的建设水平，为北京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52]。在较高的领导重视和经济条件支持下，北京市、天津市和深圳市在网络信息安全水平上位居全国前列。

3.2.4 机构人才支持型

“机构人才支持型”对应组态5，表示为：SA*SS*EL*SP*PB*～LE*ST。意指在城市高水平的网络信息安全机构设置和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建设水平支持下，以及在较高水平的网络信息安全制度建设水平、社会需求压力、经济条件支持和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的辅助下，即使主要领导重视程度不高，也能获得较高的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组态5能够解释11%的案例，并且有9%的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案例能够被这条路径所解释。这一路径的核心条件是网络信息安全机构设置和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建设水平。
“机构人才支持型”表明，在主要领导重视程度不高的情况下，数字城市可以通过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机构设置、培养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机制、创造社会需求、提高经济支持和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惠普来提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机构人才支持型”城市包括成都和重庆。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成都市和重庆市网络安全机构设置都较为完善，网络安全人才培养也较为成熟。以成都市为例。在网络信息安全机构设置上，根据中国网信官网统计，成都市设置了包括四川省软件和信息系统工程测评中心、成都市锐信安信息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等6个网络信息安全机构，为成都市提供了良好的网络信息安全组织保障。在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建设上，2020年，成都市网络信息安全人才达26万人,位居全国第五。近年来，成都作为全国新一线城市，非常重视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成都市通过搭建人才培养平台为成都市“孕育”网络信息安全人才。比如，2021年9月，成都网络信息安全大会将网络信息安全人才吸纳作为大会非常重要的议程，为成都市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建设搭建平台[53]。另一方面，成都本地高校也非常重视网络信息安全人才的培养，作为国家重点高等院校的电子科技大学，致力于为国家塑造高素质的网络信息安全人才。在较为完善的网络信息安全组织设置和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建设水平支持下，成都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达到全国第六。

3.3 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的区域异质性分析

地理位置不同的地区，其技术水平、组织保障和外部环境均有差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的生成路径也有差异。基于此，笔者依照我国的地理区分，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

3.3.1 东部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的组态路径

东部地区的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存在3条生成路径，可分别归纳为领导推动型、制度推动型和领导经济驱动型3种（见表4）。领导推动型和制度推动型属于组织内部因素驱动的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路径，表明城市如果非常重视网络信息安全的组织建设，可以帮助城市突破技术与环境障碍，从而实现高水平的网络信息安全建设。
表4 东、中西部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的组态分析

Table 4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level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ities

条件变量 东部城市组态 中西部城市组态
领导
推动型		 制度
推动型		 领导经济
驱动型		 制度技术
驱动型		 制度经济
驱动型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安全机构设置 U U ˜
主要领导重视 ˜ U ˜ ˜ ˜ ˜ U
安全管理制度 ˜ ˜ ˜ ˜ ˜ ˜
网络信息安全人才 ˜ U ˜ U U ˜ ˜
网络信息安全技术 ˜ U ˜ ˜ ˜ U ˜
经济支持条件 ˜ U ˜ U ˜ ˜ ˜
社会需求压力 ˜ U U U ˜ ˜ ˜
一致性 0.87 0.83 0.86 0.90 0.95 0.84 0.97
原始覆盖度 0.13 0.08 0.35 0.12 0.12 0.16 0.21
唯一覆盖度 0.12 0.08 0.34 0.09 0.06 0.10 0.17
解的一致性 0.89 0.91
解的覆盖度 0.56 0.48
领导推动型对应组态1，该路径受到主要领导重视的影响，说明东部地区领导人对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视，能够有效推动东部地区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建设水平。这一路径的代表城市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深圳市。以天津市为例，天津市主要领导人非常重视网络信息安全建设工作。例如，2021年5月12日，天津市召开网络信息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专题会议，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浙闽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提高防范化解网络信息安全领域重大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做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技术普及应用过程中的防护、筑牢网络信息安全屏障”等措施来提高天津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水平，为天津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工作明确了方向[54]。主要领导对网络信息安全的高度重视，使得天津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制度推动型对应组态2，网络信息安全制度是该路径的核心条件。这一路径表明，在东部城市制度建设能力较强的前提下，即使城市在技术和环境方面建设水平较低，但是城市通过完善网络信息安全法治建设，也能获得较高的网络信息安全水平。这一路径的代表城市是厦门市。2021年1月，厦门市发布《厦门市公共信用信息归集管理办法》《厦门市守信公共信用信息不公开申请处理管理办法》等网络信息安全政策，明确了公共部门的网络信息安全职责。例如，在《厦门市公共信用信息归集管理办法》第三条中，对公共信息收集提出了明确规定，要求数据归集必须维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其他个人信息的安全[55]。厦门市网络信息安全制度建设，推动了厦门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领导经济驱动型对应组态3，该路径受到主要领导重视和经济支持条件的共同影响，这表明如果城市具备了较好的主要领导重视和经济支持条件，即使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水平不高，也能获得较高的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水平。这一路径的代表城市是南京市。为了推动南京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2021年12月28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市委平安南京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韩立明主持平安南京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将“网络信息安全”作为平安南京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明确了网络信息安全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价值[56]。此外，2021年南京市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约1.754亿元，在36个城市中排名第十，为南京市网络信息安全组织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资金保障。在较高的主要领导重视和经济支持条件下，南京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水平位居全国第八名。
通过对3条组态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东部地区在较强组织建设能力或者较好组织与环境互动情况下，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会受到较少因素的制约，从而推动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朝着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3.3.2 中西部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的组态路径

中西部地区的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存在4条生成路径，可归纳为制度技术驱动型和技术经济驱动型两种类型。制度技术驱动型对应组态1和组态2，核心条件是网络信息安全制度和网络信息安全技术，表明在中西部城市较高的网络信息安全制度建设水平和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条件下，即使外部环境因素的支持较低，也能获得较高的网络信息安全水平。这一路径的代表城市是重庆市和贵阳市。以贵阳为例，2021年6月7日，贵阳市发布《贵阳市大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要求“加强大数据安全管理，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推动实施大数据战略”，为贵阳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57]。在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方面，贵阳市综合网络信息安全指数0.698，位居全国第九名。在较好的网络信息安全制度建设水平和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水平下，贵阳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较高。
制度经济驱动型对应组态3和组态4，核心条件是网络信息安全制度和经济条件支持。表明在城市较高水平的网络信息安全制度建设和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水平下，即使组织因素的支持不高，也能获得较高的网络信息安全水平。这一路径的代表城市包括成都市、合肥市、西安市和长沙市。以合肥市为例。在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水平上，合肥市网络信息安全综合指数为0.662，在36个城市中排名第十一，为合肥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的技术研发、技术应用和技术服务等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在经济支持上，2021年合肥市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约1164亿元，为合肥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资金支持。在较高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支持下，合肥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通过对4条组态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中西部地区在制度与技术的互动或者技术与经济的互动条件下，可以达到较高的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水平，可以作为中西部地区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水平提升的借鉴之法。

3.4 稳健性检验

在QCA研究中，需要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分析，来验证结果的可行性。为了验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笔者遵照主流标准[39]，采用集合论特定的方法（调整一致性阈值）进行稳健性检验。笔者将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集合的一致性阈值降低0.05，用0.7代替0.75，再次展开分析，并对调整后的数据进行再次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稳健性检验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条件变量		 结果变量
机构
引领型		 制度环境
联动型		 领导经济
激励型		 机构人才
支持型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组态5 组态6
安全机构设置 ˜ ˜ U U ˜ ˜
主要领导重视 U ˜ ˜ ˜ U
安全管理制度 U U ˜ ˜ ˜
网络信息安全人才 ˜ U ˜ ˜ ˜
网络信息安全技术 U U ˜ ˜ ˜
经济支持条件 ˜ U ˜ ˜ ˜ ˜
社会需求压力 ˜ ˜ ˜ ˜ U ˜
一致性 0.86 0.72 0.88 0.90 0.83 0.84
原始覆盖度 0.07 0.05 0.12 0.11 0.19 0.11
唯一覆盖度 0.06 0.04 0.04 0.03 0.16 0.09
解的一致性 0.89
解的覆盖度 0.52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显示，单个条件变量仍然无法构成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的必要条件；组态分析输出的6种组态中,包括机构引领型、制度环境联动型、领导经济激励型、机构人才支持型，与上述分析结果一致。尽管机构引领型与之前结果机构经济依赖型有所区别，但通过在组态1可以发现，机构经济依赖型是机构引领型的子集，这是一致性阈值降低的后果。组态的总覆盖率达到89%，能够解释52%的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案例，与此前相比，覆盖度略有提高。因此，可判断本文的结论是基本稳健的。

4 研究启示与展望Research Insights and Prospects

4.1 研究结论

笔者基于TOE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36个案例进行定性比较分析，总结了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的生成路径，得出以下结论：①单个因素不构成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产生的必要条件。通过对单个因素对结果变量的解释程度进行分析，发现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尽管单个因素并不能构成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的影响因素，但是对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的产生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②技术、组织、环境3个要素之间的联动作用产生了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笔者通过对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出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生成的4种模式，即机构技术依赖型、制度环境联动型、领导经济激励型、机构人才支持型，并着重分析这4种模式的生成路径。③东西部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东部城市可以通过组织内部因素的自我驱动和组织与环境的耦合来获得较高的网络信息安全水平，而中西部城市需要通过组织与技术或组织与环境的耦合来获得较高的网络信息安全水平。

4.2 研究启示

笔者通过组态视角分析了影响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间如何发生耦合，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既有网络信息安全研究的局限，深化了学界对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的认识，具体包括：①基于必要条件分析，笔者发现单个因素并不是产生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的必要条件，这说明单个因素并不构成驱动高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的因素；②基于组态化理论，笔者系统性探讨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影响因素，并且通过对网络信息安全进行组态分析，揭示多元化的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路径；③笔者将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影响因素识别也更加系统全面，为理解城市网络信息安全水平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理解：④通过对东部城市与中西部地区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路径的组态分析，揭示了东部城市与中西部城市差异化的网络信息安全建设路径。

4.3 政策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当前有效推进我国城市政府网络信息安全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①出台网络信息安全建设行动指南，完善网络信息安全制度体系。当前，大部分城市尚未出台专门的网络信息安全的行动指南。因此，各城市政府应该出台专门的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指南，为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提供指导。②加强网络信息安全人才培养，打造成熟的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离不开网络信息安全人才，网络信息安全的系统维护、功能开发等都需要网络信息安全人才助力。因此，政府应该完善网络信息安全人才培养体系，出台网络信息安全人才的引进政策和激励制度，从而打造出能够适应时代需求的成熟的网络信息安全人才队伍。③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研发，弥补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短板。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是网络信息安全建设的技术保障，是维护网络信息安全的基础。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对企业和高校对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研发的财政投入，同时，通过与高校、企业合作，建立起产学研三者并进的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桥梁。④开展全民网络信息安全教育，提高全民网络信息安全风险意识和能力。社会公众作为网络信息安全的重要相关者，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网络信息安全意识也越强烈。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对网络信息安全重要性的宣传，开展全民网络信息安全教育，提高全民网络信息安全风险意识和处理能力。

4.4 研究局限性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探索：首先，囿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样本限制，本文主要以36个重点城市为例进行分析，难以覆盖中国所有城市的影响因素；其次，本文主要从组织、技术与环境3个维度分析了城市网络信息安全的影响因素，尽管与学界主要观点保持一致，但也可能存在其他影响因素有待探索。

吴钟灿：进行数据校准，搭建论文框架，撰写与修改论文；

冯展畅：进行数据整理，校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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