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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 Vol. 11 >Issue 3: 195 - 205

DOI: https://doi.org/10.13266/j.issn.2095-5472.2026.017

研究论文

趋同抑或分化？中外传播学界信息安全研究热点与路径的CiteSpace比较分析

  • 马鹏程
展开
  •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0

马鹏程，博士研究生，E-mail: 。

收稿日期: 2025-09-10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5-11

收起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Knowledge Maps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Research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ommunication Studies

  • Ma Pengcheng
Expand
  •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0

Ma Pengcheng Doctoral Candidate, E-mail: .

Received date: 2025-09-10

  Online published: 2026-05-11

Fold

摘要

[目的/意义] 旨在揭示数字时代信息安全研究发生“社会文化转向”的背景下，中外传播学界在知识生产与理论视角上的深层差异。通过突破现有研究的“西方中心”局限，为理解全球数字治理中的学术话语分歧与跨文化对话提供经验基础。[方法/过程] 选取2009至2024年间Web of Science（WoS）传播学领域与中国知网（CNKI）相关议题的核心文献为样本，运用CiteSpace 6.2.R7软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及突现词探测等方法，系统比较中外学术共同体在研究热点、演进路径及核心框架上的异同。[结果/结论] 研究发现，中外信息安全研究呈现出“议题表层趋同、框架深层分化”的特征。虽然双方均高度关注“隐私保护”与“社交媒体”，但国外研究呈现鲜明的“事件驱动”特征，侧重于“监控与权利”的批判性视角，强调个体自由对公权力与资本的制衡；中国研究则呈现显著的“政策驱动”特征，侧重于“治理与发展”的建构性视角，强调国家安全、数据主权与社会秩序的统合。结论指出，信息安全研究呈现“全球议题，本土框架”的图景，反映特定的政治体制与社会语境对学术话语体系的深刻形塑。

关键词： 信息安全; 传播学; 中外比较; CiteSpace; 知识图谱; 数据治理

本文引用格式

马鹏程 . 趋同抑或分化？中外传播学界信息安全研究热点与路径的CiteSpace比较分析[J]. 知识管理论坛, 2026 , 11(3) : 195 -205 . DOI: 10.13266/j.issn.2095-5472.2026.017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deep-seated differences in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mmunication studies amidst the "socio-cultural turn"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research. By transcending the "Western-centric"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literature, it provides an empir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cademic discourse divergence and fostering cross-cultural dialogue in global digital governance. [Method/Process] Focusing on core literature from the Web of Science (WoS) Communication category an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between 2009 and 2024, this study employed CiteSpace 6.2.R7 to generate scientific knowledge maps. Through keyword co-occurrence, cluster analysis, and burst detection, it systematically compared the research hotspots, evolutionary paths, and core frameworks of the two academic communities.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a characteristic of "surface convergence in topics but deep divergence in frameworks." While both sides share great concerns over "privacy protection" and "social media," Western research exhibits a distinct "event-driven" pattern (e.g., the Snowden revelation), focusing on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surveillance and rights" that emphasizes the checks of individual liberty against public power and capital. Conversely, Chinese research shows a significant "policy-driven" pattern (e.g., the Cybersecurity Law), focusing on a constructiv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that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data sovereignty, and social order.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information security research depicts a landscape of "Global Issues, Local Frameworks," reflecting how specific political systems and social contexts profoundly shape academic discourses.

Key words： information security;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parative study; CiteSpace; knowledge mapping; data governance

1 引言：数字时代的挑战与研究缘起/Introduction: digital challenges and research origins

在数字技术全面渗透社会生活的时代，信息安全已从昔日纯粹的技术议题，演变为关乎个人权利、社会信任乃至国家主权的复杂议题，深刻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图景。从揭示全球监控网络的“斯诺登事件”，到震动国际学界政坛的“剑桥分析”丑闻，再到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引领的全球性数据治理浪潮，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共同推动了信息安全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学术界的关注焦点，正不可逆转地从防火墙与加密算法等技术中心的“硬防御”，拓展至隐私观念的社会建构、风险感知的媒介呈现、平台治理的伦理责任以及数据主权的政治博弈等社会文化维度的“软治理”。这一范式转型，将传播学置于理解信息安全挑战的核心位置，因为信息的流动、信任的构建、舆论的形成与权力的协商，本就是传播学研究的题中之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概念混淆，本研究探讨的“信息安全”并非传统计算机科学或网络工程领域侧重的基础设施与代码层面的“技术性信息安全”（technical information security），而是指传播学视域下，涉及信息内容治理、传播秩序维护、数据伦理规范以及社会认知层面的“社会性信息安全”（social information security）。它是指在数字化生存环境中，个体、组织乃至国家在信息生产、传播与消费过程中，为应对数据泄露、虚假信息、算法偏见及认知操纵等风险而构建的一系列社会规范与应对机制。
在此背景下，全球传播学界围绕这一广义的信息安全议题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现有的学术综述与知识梳理工作普遍存在一个显著的局限：它们或局限于特定区域，或主要基于北美和欧洲的学术语境来描绘该领域的知识图景。这种视角虽然深刻，却往往忽视了国际学术版图中的非国际学界声音，尤其是作为全球数字生态重要一极的中国，其学界是如何认知、回应并建构自身的信息安全话语体系的。这种视野的缺失，不仅造成了对全球知识生产版图的理解的片面和不完整，更限制了国际主流学术体系与本土学术传统之间进行有效对话的可能性。因此，目前学界亟需一种系统性的、基于经验数据的跨语境比较研究，以客观揭示国际与国内在这一关键议题上的学术焦点、理论路径与演进脉络。为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促进学术对话，本研究运用科学知识图谱（scientometric analysis）的方法，旨在系统性地回答以下3个核心问题：①在传播学视域下，国际学界（基于WoS数据）与中国学界（基于CNKI数据）的信息安全研究分别形成了怎样的核心知识结构、关键主题集群与热点议题？②二者在研究焦点的演进路径、理论框架的侧重以及核心关切上，呈现出哪些显著的趋同与分化？③这些异同背后，反映了国际主流范式与中国本土语境在政治体制、法律传统、媒介生态与学术脉络上的何种深层差异？
本研究通过对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代表国际数据）与中国知网（CNKI）核心数据库（代表国内数据）的文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系统绘制并深入解读两组传播学界信息安全研究的知识图谱。研究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描绘了两幅并行的学术地图，更试图通过比较分析，揭示全球性技术挑战与本土化社会需求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为促进信息安全领域的跨文化理解与理论对话提供坚实的经验基础。研究思路如下：首先将回顾信息安全研究的范式演进及中西各自的社会脉络；其次，详细介绍研究设计与CiteSpace分析方法；再次，并置呈现并比较国际与国内知识图谱的分析结果；最后，对研究发现的深层意涵进行阐释，并总结研究贡献、局限与未来展望。

2 文献回顾：理论基石与比较框架/Literature review: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comparative framework

信息安全研究的学术版图并非铁板一块，而是随着技术发展与社会变迁动态演进。为了系统比较国际与本土传播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知识生产，必须先确立两个分析坐标：一是把握该领域全球性的宏观理论演进脉络，即其“理论基石”；二是理解国际主流话语与中国本土语境各自独特的社会现实，即其“比较框架”。

2.1 理论基石：信息安全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

信息安全研究的早期范式深受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影响，呈现出鲜明的技术中心主义色彩，其核心议程围绕密码学、网络协议、入侵检测等技术防御手段展开[1]。随后，治理维度的引入使其扩展至法律规制与政策安排，形成了“技术—治理”双重支柱[2-3]。然而，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以及一系列全球性安全事件的冲击，学界日益认识到信息安全远非纯粹的技术或法律问题。一个深刻的“社会文化转向”应运而生，它强调信息安全是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被建构、被感知、被协商的[4]。这一转向为本研究界定“传播学视域下的信息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即关注点从“系统的可靠性”转向了“人的脆弱性”与“社会关系的韧性”。例如，隐私不再仅仅是需要技术保护的数据，而是与社会规范和个体认同紧密相连的“情境完整性”；风险不再是客观的概率计算，而是经由媒介呈现和文化过滤后形成的“主观感知”[5]；信任也不再局限于对系统可靠性的评估，而扩展至对平台、机构乃至社会契约的复杂信念[6]。这一理论基石的确立，意味着对信息安全研究的评估，必须超越技术和政策层面，深入其社会文化肌理，而这也正是传播学介入的价值所在。

2.2 比较框架：国际与国内信息安全议题的语境差异

当全球传播学界共同面对信息安全的挑战时，其回应方式深受各自独特的社会脉络与学术传统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
在国际主流学术话语中（通常以欧美为代表的语境），信息安全议题的讨论往往根植于深厚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传统。其核心关切常围绕个体权利与公民自由展开，将信息安全视为保护个人隐私、言论自由不受国家与商业巨头侵犯的屏障[7]。因此，学术研究高度关注数据保护立法（如GDPR）对跨国公司的制约、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审核责任与“虚假新闻”治理以及算法偏见对社会公平的挑战[8]。其背后的学术对话，常在“安全”与“自由”的张力之间展开，体现了公民社会对权力（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资本权力）的持续警惕。
在中国的语境中，信息安全议题则与国家安全和网络主权的宏大叙事紧密交织。作为一个快速崛起并致力于构建网络强国的行动者，中国将网络空间安全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强调顶层设计与集中统一的治理模式。因此，学术研究的焦点更为宏观，议题常常围绕《网络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实施、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引导、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9-11]以及构建清朗网络空间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展开[12]。其背后的理论关怀，更多体现为一种整体主义和国家中心的视角，强调在保障发展与稳定的前提下实现有序的安全，并将信息安全视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比较分析并非在真空中进行。笔者将基于信息安全研究“社会文化转向”的共同理论基石，并时刻关照国际与本土在“个体权利VS国家安全”“自由市场VS国家治理”等方面的语境差异，深入解读CiteSpace知识图谱所揭示的异同，以期获得更具解释力的结论。

3 研究设计与方法：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量化分析/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ology: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knowledge mapping

为系统、客观地比较国际与本土传播学界在信息安全领域的研究图景，本研究采用科学知识图谱（scientific knowledge mapping）作为核心研究方法。科学知识图谱是一种利用文献计量学、信息可视化等手段，将特定领域的知识结构、演进脉络和前沿动态进行可视化呈现的研究方法[10]。其中，由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软件，因其在识别研究热点、探测前沿趋势和绘制知识网络方面的强大功能，已成为该领域的权威分析工具。运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传统叙述性综述的主观性，通过对大规模文献数据的量化分析，为国际与国内两个学术共同体的知识生产提供一个数据驱动的、可比较的分析框架。

3.1 数据来源与检索策略

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与可比性，本研究分别选取了国际学界（WoS）和中国学界（CNKI）的核心数据库。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采用了两种基于各自数据库特性的检索策略，以反映信息安全议题在不同学术体制中的结构性位置差异。

3.1.1 国际文献样本：学科内的视角聚焦

本研究选用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数据库作为国际学术文献的来源。鉴于WoS是一个开放的全球性学术平台，包含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贡献，将其界定为“国际数据”而非单一的“国际学界数据”。
为精确捕捉“传播学”这一特定学科对信息安全议题的独特贡献与知识图景，将检索范围严格限定在WoS的“Communication”学科分类内。这一“学科内聚焦”的策略是可行的，因为在国际成熟的学科体系中，传播学已围绕该议题形成了相对独立且成规模的研究范式和学术共同体。
具体操作为：以TS(Topic) = (“information security” OR “data security” OR “cybersecurity” OR “privacy security”)进行检索，并限定学科类别为(Web of Science Categories = “Communication”)。这一步骤确保了即便包含了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其研究范式和对话对象依然是嵌入在国际传播学学术网络之中的。

3.1.2 中文文献样本：跨学科的问题域辐射

本研究的中文文献样本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在初步的探索性检索中，笔者发现，信息安全在中国并非一个被严格限定在单一学科（如“新闻与传播学”）内部的议题，而是作为一个高度跨学科的、以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的“问题域”。将检索局限于“新闻与传播学”会遗漏大量核心文献。
因此，为真实反映这一“问题导向”而非“学科导向”的知识生产特征，本研究采取了“跨学科广泛检索，传播学视角聚焦分析”的策略。首先进行广泛的主题检索（表1），然后通过人工筛选，剔除纯技术视角（如加密算法、硬件防护）的文献，仅保留涉及信息传播、舆论引导、媒介治理、用户隐私行为等具有明确传播学属性的文献。
表1 中外信息安全主题研究文献检索策略

Table 1 Retrieval strategy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research literature on Chinese and foreign themes

项目 国际文献样本（WoS数据库） 中文文献样本（CNKI数据库）
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中国知网（CNKI）
检索式 TS = (“information security”OR “data security” OR “cybersecurity” OR “privacy security”) (主题=大数据+大数据时代+大数据背景 OR 主题=信息安全+信息安全问题+信息安全保护 OR 关键词=国民信息安全+信息安全)
筛选限制 Web of Science Categories: “Communication” 来源类别：核心期刊、“双一流”博士论文
时间跨度 2009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 2009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
文献类型 Article、Review 期刊论文、学位论文
数据清洗 经过去重，剔除会议摘要、书评等非研究性条目 初步检索后，人工剔除会议通知、征稿启事及纯计算机技术类文献
有效文献 794 篇 1 711 篇

3.2 数据处理与分析步骤

本研究使用CiteSpace 6.2.R7版本对国际与国内两组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主要参数设置保持一致以确保可比性。

3.2.1 参数设置

时间切片设定为2009—2024年，时间切片长度(Years Per Slice)为1年。

3.2.2 多维分析指标

（1）基础统计分析。统计年度发文量趋势及核心发文机构，从宏观层面把握该领域的研究热度与学术社群结构。
（2）国家/地区共现分析。针对WoS数据，专门进行国家共现分析，以揭示全球研究力量的地理分布及跨国合作网络，验证数据的国际化属性。
（3）关键词共现与聚类。节点类型选取“关键词”(Keyword)，筛选标准采用g-index(k=25)。网络裁剪采用“寻径网络算法”和“最小生成树”(MST)，以突出知识图谱的核心结构。

3.3.3 图谱绘制

最终呈现出体现整体态势的文献年度发表数量趋势图、揭示全球合作格局的国家共现图、揭示核心概念及关系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关键词聚类图和揭示时间与研究变化关系的关键词突现图。

4 研究发现：时空演进、核心结构与前沿路径/Research finding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ore structures, and frontier paths

4.1 宏观图景：时空演进与全球合作网络

4.1.1 时间维度

文献年度发表数量的趋势图直观反映了该领域在中外学界的关注度变化，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国际学界文献年度发表数量趋势

Figure 1 Trend of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图2 中文文献年度发表数量趋势

Figure 2 Trend of annual publication volume of Chinese literature

从图1和图2可以发现，中外学界在该议题上的研究热度呈现出“起点不同，后期趋同”的特征。国际上对该议题的关注起步较早，在2013年“斯诺登事件”后出现第一个显著的增长高峰，并在2018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生效前后达到另一个峰值，显示出其研究热度与重大公共事件和法律进程的紧密关联。相比之下，中国学界的研究热潮起步稍晚，大约在2013年“大数据”概念普及后开始显著增长，并在2017年《网络安全法》实施和2021年《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后达到顶峰，体现出技术发展和国家顶层设计的强大驱动作用。尽管起点和驱动因素不同，但自2016年以来，双方的年发文量均维持在较高水平，表明信息安全已成为中外传播学界共同的持续性重要议题。

4.1.2 空间维度

为进一步揭示信息安全研究的全球地理分布与合作格局，本研究对WoS数据进行了国家/地区共现分析（图3）。图谱显示，国际传播学界在信息安全领域已形成了一个高度互联的全球学术共同体。
图3 国际信息安全研究国家/地区共现网络图谱

Figure 3 Country/Region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research

节点大小（中心度）：USA（美国）节点最大，占据网络的核心位置，显示出其在议程设置和理论输出上的主导地位；PEOPLES R CHINA（中国）、ENGLAND（英国）、AUSTRALIA（澳大利亚）等节点紧随其后，构成了“一超多强”的研究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学者的发文量显著，但图谱中的连线（links）揭示了其深度的嵌入性。中国节点与美国、英国、新加坡等节点之间存在高密度的共现连线，这表明中国学者在WoS中的发表并非孤立的自言自语，而是深度参与了全球学术对话，遵循国际通用的学术标准与引用规范。

4.2 核心结构：关键词共现网络的“同中有异”

关键词共现网络揭示了该领域研究的核心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原理是统计一组关键词或主题词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再对这些词进行聚类分析，而高频关键词的聚类能够通过关键词之间的联系、亲疏程度，揭示这些词所代表的学科和主题的结构变化[11-12]。
比较图4、图5两张图谱可以发现，中外研究在核心议题上存在显著的共同点。双方的网络中心都出现了“信息安全（information security）”和“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隐私（privacy）”等核心节点，表明对个体信息权益的保护是双方共同的基础性关切。然而，差异性更为突出，体现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在中文图谱（图5）中，“大数据”“网络安全”“云计算”“电子政务”等节点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并形成了紧密的关联，网络的整体结构呈现出技术驱动与国家治理的鲜明特征。而在国际图谱中，“社交媒体（social media）”“虚假新闻（fake news）”“信任（trust）”“监控（surveillance）”等关键词构成了网络的核心骨架。其结构更突出地反映了对社交平台的影响、公共舆论的生态以及公民权利与权力关系的关注。
图4 外文信息安全主题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literature

图5 中文信息安全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Figure 5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of Chinese information security literature

4.3 主题集群：研究板块的框架分化

关键词聚类分析将分散的节点汇聚为有意义的研究板块[13]，图6、图7进一步揭示了双方知识框架的结构性差异。
图6 国际学界信息安全主题文献关键词聚类

Figure 6 Keyword clusters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literature

图7 中文信息安全主题文献关键词聚类

Figure 7 Keyword clusters of Chinese information security literature

中文文献的聚类图谱（图7）呈现出一个高度结构化的、以安全和治理为导向的知识框架。图谱中的#0“信息安全”、#1“数据安全”、#3“网络安全”、#5“网络空间”和#9“电子政务”等核心聚类，共同指向了一个以国家、政府和宏观安全为主要视角的学术共同体。研究板块的划分清晰地对应了从信息到数据、从网络到空间的国家安全治理层次。相比之下，国际学界文献的聚类图谱则呈现出一个更多元的、以社会应用和批判为导向的知识框架。其核心聚类可能包括#“社交媒体隐私（social media privacy）”、#“平台治理与虚假新闻（platform governance fake news）”、# “数据保护与法律（data protection law）”以及# “监控研究（surveillance studies）”等。这些聚类反映出研究兴趣更多地分布在微观的个体经验、中观的平台责任以及具有社会批判色彩的议题上。

4.4 前沿演进：关键词突现的路径差异

关键词突现图谱捕捉了研究前沿随时间的动态变化[14]，图8、图9清晰地勾勒出国际学界研究热点演进的不同轨迹。
图8 外文信息安全主题研究文献重点关键词突现图谱

Figure 8 Visualization of Top keyword bursts in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curity research literature

图9 中文信息安全主题研究重点关键词突现图谱

Figure 9 Visualization of top keyword bursts in Chinese information security research

中文图谱（图9）的演进路径体现了从技术应用到法律规制的清晰转向。在2012—2018年的第一阶段，突现词主要是“云计算”“互联网”“隐私保护”等，反映了对新兴技术及其初步社会影响的关注。而在2019—2024年的第二阶段，突现词迅速转变为“数据治理”“法律规制”“数据主权”“个人信息保护”“数字政府”等，表明研究前沿已全面转向国家层面的法律建构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国际学界图谱的演进路径则更明显地呈现出事件驱动和社会议题驱动的特征。其研究前沿的转换节点与重大社会事件高度重合。例如，在2013年后，“监控（surveillance）”成为强突现词；2016年美国大选后，“虚假新闻（fake news）”“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和“政治（politics）”等词突现强度激增；而2018年后，“GDPR”“数据保护（data protection）”和“内容审核（content moderation）”则成为新的研究前沿。这表明国际学界的研究议程对现实政治与社会争议的回应更为直接和迅速。
综上所述，4组比较图谱共同揭示了一幅复杂的图景：国际与本土传播学界在信息安全研究领域，既有基于全球技术背景的共同关切，又在核心结构、主题框架和演进路径上展现出深刻的、系统性的差异。

5 讨论：从比较图景到批判反思/Discussion: from comparative landscape to critical reflection

第4部分所揭示的知识图景，清晰地勾勒出国际与本土传播学界在信息安全研究上“议题表层趋同、框架深层分化”的复杂图景。这种表层的异同，根植于双方在问题定位、议程驱动与理论偏好上的深层差异。本部分将超越对图谱的直接解释，深入探讨这些差异背后的结构性根源，为未来的学术对话探寻可能的路径。

5.1 再思“趋同”：全球技术景观下的“貌合神离”

表面上，国际与国内学界对“隐私”和“社交媒体”的共同关注似乎构建了一个全球对话的基础。首先，知识图谱所展现的趋同性，即双方均高度关注“信息安全”“隐私/个人信息”和“社交媒体”并非偶然。这反映了全球学术界面对的是一个由全球化数字平台和共通的大数据技术所塑造的、高度相似的媒介环境。无论是Facebook、X（原Twitter），还是微信、微博，其商业模式都依赖于对用户数据的收集与分析，这必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个人隐私边界的普遍忧虑。
然而，我们必须批判性地审视这种“趋同”。实际上，在“隐私”这一核心概念的帷幕之下，双方的理解可能大相径庭：国际主流语境下的“隐私”更多是一种源自启蒙运动传统的、对抗公权力和资本的防御性个人权利（a right to be let alone）[15]；而在中国本土语境下，“个人信息保护”则被置于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框架下，被视为一项由国家授予和保障的规范性权益。因此，这种看似趋同的议题背后，实则是“貌合神离”，其理论根基与价值排序截然不同。

5.2 深化“分化”：范式差异背后的知识社会学根源

我们必须追问，为何双方的知识框架会呈现如此深刻的结构性差异？这不仅是政策或文化的简单反映，更深刻地体现了双方学术共同体在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分野。
借鉴D. C. Hallin等的媒介体系理论[16]可以看到，国际传播学界在信息安全议题上，更接近于扮演“自由主义模型”下的“第四权力”或“看门狗”角色。其“事件驱动”的特性，正是学术界作为社会批判力量，积极介入公共领域、监督权力运作的体现。而中国传播学界则更贴近一种“发展主义/国家统合主义模型”[16]下的“建构性伙伴”角色。其“政策驱动”的特性，显示出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议程的高度协同，旨在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供理论阐释与路径规划。
这种角色差异，最终投射为对“数字现代性”不同想象的理论分野。国际框架下，信息安全是后工业社会个体化风险叙事的一部分；而中国框架下，信息安全则是国家追赶型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其核心矛盾是发展与安全、开放与自主之间的平衡。

5.3 学术意涵与未来挑战：一个正在“分叉”的全球话语场

这种深刻的结构性差异，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严峻的判断：在信息安全这一全球治理的核心领域，我们面临的可能不是一个正在融合的全球话语场，而是一个正在分叉的、由两个平行话语体系构成的世界。当一方在谈论作为基本人权的“数据隐私”时，另一方可能在思考作为战略资源的“数据主权”；当一方在疾呼“平台责任”以保护言论自由市场时，另一方可能在强调“平台监管”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面对这一挑战，未来的学术努力不应仅仅停留在“描述差异”的阶段，而应更具雄心地致力于探寻理论与实践的“第三空间”。我们能否提出一套“数据正义”（data justice）[17]的分析框架？它既能像国际批判理论那样，审视数据权力在个体层面造成的不公；又能像中国本土实践那样，关注数据资源在国家与社会发展层面的合理分配与利用。

5.4 知识生产模式的结构性差异：从方法论选择到制度逻辑

本研究的发现不仅来自于对图谱内容的分析，也来自于对研究设计本身的自省。我们为国际与国内文献样本采取了不同的检索策略，即国际研究的“学科内聚焦”与中国研究的“跨学科辐射”。这一方法论上的调整，并非单纯的技术性选择，而是深刻反映了M. Gibbons 等[18]所提出的国际学界“知识生产模式”（mod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在不同学术体制中的分野。
国际传播学界（WoS）的知识生产更倾向于国际学界“模式1”（Mode 1），即以学科为中心、在界限分明的学术共同体内进行的知识生产。西方传播学作为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学科，有能力将外部议题（信息安全）纳入自身独特的理论框架（如批判理论、媒介伦理）进行“学科化”的吸收与阐释。因此，学科内的检索足以捕捉其核心贡献。
相比之下，中国学界（CNKI）在面对信息安全此类重大战略议题时，呈现出鲜明的国际学界“模式2”（Mode 2）特征，即以应用情境为导向、跨越学科边界的知识生产。该议题的讨论往往由国家战略需求（如《网络安全法》）所定义，而非由单一学科的理论兴趣所主导。知识的生产天然就是跨学科协同攻关的结果。在这种模式下，任何单一学科的视角都无法窥其全貌。
因此，这种“来源数据的异质性”并非削弱了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反而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发现：它证实了信息安全议题在国际与本土语境中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知识合法性基础，即前者是学科逻辑下的理论建构，后者是问题逻辑下的实践回应。承认并深刻理解这些差异背后的制度逻辑，是未来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有效性的全球数字治理框架的必经之路。

6 结论与展望：全球议题与本土框架的辩证思考/Conclusion and prospect: dialectical reflections on global issues and local frameworks

本研究通过对Web of Science与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相关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系统性地比较了2009至2024年间国际与本土传播学界在信息安全领域的研究图景。研究发现，尽管双方在面对全球化数字技术挑战时形成了对“隐私”与“社交媒体”等议题的共同关切，但在更深层的知识框架与议程设置上，呈现出“全球议题，本土框架”的显著特征：国际主流研究以“个体权利”为核心，呈现出“事件驱动”的社会批判特质；而中国本土研究则以“国家治理”为核心，体现了“政策驱动”的建构性特质。这一发现深刻揭示了全球知识流动并非单向的同质化过程，而是与本土政治结构、社会需求和学术传统进行复杂互动和再造的结果。
本研究在方法论上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对国际与国内传播学界在这一关键议题上的研究进行了数据驱动的直接比较，超越了单一语境综述的局限，清晰展现了中国学术共同体作为全球数字治理中独特一极的知识演进路径。这为理解“学术本土化”与“全球学术交流”之间的张力提供了经验证据，也证实了信息安全作为一个看似普适的技术议题，深刻嵌入于其所处的社会政治脉络之中。
当然，基于文献计量的量化分析长于揭示宏观结构与趋势，但天然存在数据收录的滞后性，且难以完全替代对文本深层意涵的质性解读。鉴于此，未来将致力于在以下维度进行深化研究：首先，采用混合研究方法（mixed methods）弥补单一量化视角的不足，计划引入定性专家访谈（expert interviews）或德尔菲法，邀请中外资深学者对图谱结果进行效度验证与深层解读；其次，拓展比较地理与理论视野，将欧洲、日本等更多元的学术共同体纳入考察，并尝试构建能够兼容“个体权利保障”与“超大规模社会治理需求”的整合性理论框架。
总之，信息安全的挑战是全球性的，但应对挑战的智慧往往是本土的。理解并尊重这些基于不同制度逻辑产生的学术差异，是开启真正有意义的国际学术对话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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