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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10 >Issue 6: 479 - 493

DOI: https://doi.org/10.13266/j.issn.2095-5472.2025.032

研究论文

价值共创导向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有组织科研合作动机研究

  • 谭春辉 ,
  • 唐天
展开
  •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9

谭春辉，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E-mail: ;

唐天，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25-08-26

  网络出版日期: 2025-11-26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有组织科研范式下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合作机制研究”(23ATQ007)

收起

Research on the Motivation of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Oriented towards Value Co-creation

  • Tan Chunhui ,
  • Tang Tian
Expand
  •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Tan Chunhui, Professor, PhD, Doctoral Supervisor, E-mail: ;

Tang Tian, Master's Candidate.

Received date: 2025-08-26

  Online published: 2025-11-26

Supported by

Key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titled "Research on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Under the Paradigm of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23ATQ007)

Fold

摘要

【目的/意义】探究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有组织科研合作动机，以切实推进科研人员有组织科研合作。【方法/过程】基于价值共创理论，将有组织科研合作的价值共创行为划分为价值共识、价值共享、价值共生、价值共赢等4个阶段，采用共识性质性研究，选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20名科研人员开展深度访谈，确认每个阶段的动机。【结果/结论】研究发现：①在价值共识阶段，科研人员的动机主要是学术驱动、政策驱动、社会价值驱动及组织管理驱动；②在价值共享阶段，科研人员的动机主要是互惠驱动、声誉驱动、沟通反馈机制驱动及外部压力驱动；③在价值共生阶段，科研人员的动机聚焦协同创新驱动、角色认同驱动、个人发展驱动与国家需求驱动；④在价值共赢阶段，科研人员的动机强调成果分配驱动、协作共赢驱动及溢出效应驱动。同时，各阶段存在显著的跨阶段共性动机。基于研究结果，为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积极参与有组织科研合作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 价值共创; 合作动机; 有组织科研; 共识性质性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

谭春辉 , 唐天 . 价值共创导向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有组织科研合作动机研究[J]. 知识管理论坛, 2025 , 10(6) : 479 -493 . DOI: 10.13266/j.issn.2095-5472.2025.03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 of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among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such cooperation.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value co-creation, the value co-creation behaviors in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wer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value consensus, value sharing, value symbiosis, and value win-win. A consensus-based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was adopted,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20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o identify the motivation at each stage.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n the value consensus stage, the motivation of researchers mainly includes academic drive, policy drive, social value drive, and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drive; in the value sharing stage, the motivation mainly includes reciprocal drive, reputation drive, communic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 drive, and external pressure drive; in the value symbiosis stage, the motivation focuses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drive, role identity drive, personal development drive, and national demand drive; in the value win-win stage, the motivation emphasizes outcome distribution drive, collaborative win-win drive, and spillover effect drive. Meanwhile, there are significant cross-stage common motivations in each stage.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rs in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Key words： value co-creation; cooperation motivation;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consensus-based qualitative research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并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在新型举国体制背景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断以“有组织科研”的形式推进研究工作，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出积极贡献。
有组织科研强调推动科研资源和创新要素向大项目、大平台、大团队集聚，依托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域的科研合作来取得大成果[1]。科研合作是实现有组织科研的关键与基础。动机是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研究多聚焦于有组织科研政策解读与路径设计等方面，对科研主体的内在驱动机制尚缺乏深度探讨，而科研人员的合作动机直接影响着有组织科研的实效性。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有组织科研合作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目标，是受平衡个人学术志趣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下的价值共创驱动的。因此，本文将从价值共创的视角，运用共识性质性研究方法，试图回答以下问题：①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有组织科研合作的价值共创的内涵是什么，包括哪些阶段？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在有组织科研合作的价值共创的不同阶段，分别受到哪些动机驱动？③基于价值共创不同阶段的动机，应如何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有效参与有组织科研合作？对上述3个问题的解答，既是回应国家“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战略需求的理论探索，也是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有组织科研”的实践支持，有利于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繁荣发展新局面。

1 相关研究/Related research

1.1 有组织科研相关研究

有组织科研作为一种有效促进重大科研成果产出的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目前已引发学术界的探讨。一方面，学术界认识到有组织科研的重大价值，即有利于提高学校声誉和高校研究成效[2]；有利于集中优势资源，针对国家战略需求和关键核心技术进行协同攻关[3]。另一方面，学术界为如何切实推进有组织科研出谋划策，包括健全科研政策[4]、聚焦科研创新核心要素[5]、统筹资源配置和组建跨学科集成创新团队[6]、明确“有组织科研五螺旋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7]。

1.2 科研人员合作动机相关研究

科研人员参与科研合作，受到动机的强烈驱动[8]。从最本源的动机来看，科研人员参与科研合作是为了获得学术界的认可[9]。随着研究的深入，科研人员参与科研合作的动机被划分为多种类型，比如外部资助动机、内在学习动机以及兼具内外部动机的使命动机[10]；或者是个人发展动机、资源共享动机、学术交流动机、项目合作动机等[11]；而绩效期望、感知愉悦性、互惠、社会影响、努力期望、激励机制和促成因素或作为核心条件或作为辅助条件均对科研合作产生影响[12]。同时，从跨学科合作来看，资源共享与学术影响力提升是国际科研合作的关键驱动力[13]。另外，科研合作动机存在动态演化特征——初始阶段的资源获取动机将逐步向知识共创与学术价值实现等深层目标转化[14]。

1.3 价值共创行为相关研究

价值共创理念起源于21世纪初的管理学和营销学领域，后逐渐延伸至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从初始概念来看，价值共创是指企业与顾客需通过良性互动实现价值的协同创造[15]。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价值共创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拓展，价值共创是企业与顾客通过目标导向互动形成个性化体验的过程[16]，是多方参与者在服务网络中通过互动协作实现集体利益的过程[17]。而价值共创的过程，可划分为价值主张、价值传递、价值创造、价值实现4个阶段[18]，或划分为价值共识、价值共生、价值共享和价值共赢4个阶段[19]。
用户参与价值共创离不开相应的动机，动机是用户参与价值共创的核心内生驱动力。目前，研究多是从消费者参与价值共创的角度来探讨其动机，如认为归属感、专长、表达和经验、承认、社区和有形奖励是顾客参与企业价值共创的动机触发因素[20]，进而采用两分法划分为内外动机，内在动机包括享乐、对共同创造的预期态度、参与共同创造的意愿，而外在动机包括个人想法的展示和金钱奖励[21]。员工参与顾客价值共创的动机主要是员工的认知、职业机会和职业认同[22]。价值共创理念在其他领域的拓展，也引发了学术界对不同领域价值共创动机的研究。网络用户参与品牌价值共创的动机包括获取经济资本、开展社交活动、进行娱乐、获得认同感、提升自我效能感、获取知识等[23]；公众参与合作生产价值共创的关键动机为利益权衡型动机、互动体验型动机和价值引领型动机[24]；信息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是用户参与政府开放数据价值共创的主要动因[25]。

1.4 简要评述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学术界围绕“有组织科研合作”“科研人员合作动机”“价值共创行为”都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和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有组织科研合作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但从现有研究来看，科研人员合作动机的相关研究，多是基于自由探索研究范式下的探讨，所得到的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有组织科研这一场景。有组织科研合作，从本质上来说，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协同创新能力，产生更好地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大成果，是科研价值共创行为[26]，但现有研究也未对科研人员参与科研价值共创行为的动机进行分析。为更好地对这一复杂共创行为进行解析，理解其内在驱动逻辑，本文选择价值共创理论作为核心框架，这主要是因为该理论与有组织科研合作的本质相契合：价值共创理论中的价值来源于多方参与、资源共享和互动协作等过程，相较于用于揭示个体行为动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自我决定理论[27]，价值共创理论聚焦于迭代循环的动态过程，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演进[28]，其独特优势在于能够跳出个体限制，从更系统的角度揭示多元主体如何围绕共同目标进行互动，最后如何创造价值。而有组织科研合作同样需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同，围绕一个清晰的国家或行业战略目标，最终形成重大科学发现或惠及各方的成果。价值共创的理念有助于构建高效的生态系统框架，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有组织科研。
聚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这一价值共创行为更值得我们关注，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合作动机具有区别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哲学社会科学需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领域，并注重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这种跨领域的综合性及对社会现实的深度介入，体现了其与自然科学在学科定位和使命上的显著差异；自然科学合作常基于标准化的实验流程，具有相对中立的技术目标，而哲学社会科学合作不仅追求知识积累，更承担着塑造意识形态、服务国家战略的功能，两者在功能和目标上也形成了对比。这些特殊性使得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的合作动机不仅涉及资源整合，更要关注其价值导向[29]。
因此，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采用共识性质性研究方法，尝试以价值共创为导向，探究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有组织科研合作动机，以加深对有组织科研范式下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复杂行为的认识，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积极参与有组织科研合作，切实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有组织科研的开展。

2 有组织科研合作的价值共创/Value co-creation of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2.1 有组织科研合作的价值共创概念

有组织科研合作与价值共创过程联系较为紧密。有组织科研合作是指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以实际需求为共同目标，按照一定的组织结构安排和制度规范，整合资源并开展协作性和系统性的科研活动[1]；价值共创是指多方主体进行资源和能力整合，通过共同、协作创造价值以满足多方价值需求的动态过程[30]。有组织科研合作提供了结构和制度框架，而价值共创则是在这个框架内通过协作产生价值，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协同系统。有组织科研合作的价值共创，是以制度化协同网络为载体，通过政府、高校、企业及社会多方主体结构化协作，整合资源、知识、技术与需求，实现学术价值、技术价值、社会价值及生态价值的深度融合，共同创造复合型科研价值的过程。有组织科研合作的价值共创具有显著的战略导向性、学科交叉性和组织协同性等特征。

2.2 有组织科研合作的价值共创阶段

科研合作一般包括合作的建立、形成、发展、完成等4个阶段[31]，有组织科研合作也同样包括这4个阶段。考虑到有组织科研合作具备知识交流与创造的性质，借鉴周文辉等[19]的观点，将有组织科研合作的价值共创过程划分为价值共识、价值共享、价值共生、价值共赢4个递进式阶段，每一个阶段均与有组织科研合作的相应阶段紧密相连。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结合有组织科研的独特性，对每一阶段的内涵都进行了重新阐述与拓展，以期解释有组织科研合作价值共创的动态过程，调整后的各阶段内涵如下：

2.2.1 价值共识阶段

价值共识阶段源于有组织科研合作建立阶段，核心任务是在特定规则和利益驱动下促使合作者产生合作意愿并建立联系。价值共识是有组织科研合作价值共创的起始阶段，在此阶段，合作各方围绕科研项目的目标、意义、潜在价值以及预期成果进行充分沟通与交流，形成一致的价值认知。这种共识不仅涵盖对科研成果本身的价值判断，还包括对合作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学术等多方面价值的认同。

2.2.2 价值共享阶段

价值共享阶段源于有组织科研合作形成阶段，随着合作关系的稳固，合作开始逐步拓展，需要各方共享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在价值共享阶段，合作各方将自身拥有的知识、技术、数据、设备等资源向合作团队开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共享利用，通过资源的流动与整合，提升合作整体的科研实力。同时，需要形成高效的资源共享平台与机制，确保资源能够顺畅地在合作团队内部流通，使各方能够充分利用共享资源开展科研工作，避免资源的重复建设与浪费。

2.2.3 价值共生阶段

价值共生阶段源于有组织科研合作发展阶段，运作模式日益成熟，合作各方需要紧密协作、深度融合，以实现共同成长和发展。在价值共生阶段，合作各方不再是简单的资源共享，而是在合作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各方不再仅仅关注自身利益，而是通过协同创新，共同攻克科研难题，在提升合作整体创新能力的同时，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和发展。

2.2.4 价值共赢阶段

价值共赢源于有组织科研合作完成阶段，意味着科研合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能够转化为实际价值，使合作各方受益。价值共赢阶段是有组织科研合作价值共创的最终目标，在这一阶段，合作成果得到充分应用与转化，合作各方在不同维度实现收益，形成多赢局面。这些收益可能体现在经济、声誉、学术等方面，还可能体现在拓展合作网络、提升科研能力、获取新研究机会等方面。同时，合作成果也为社会创造了价值，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能够发现价值共识、价值共享、价值共生和价值共赢4个阶段在有组织科研合作的价值共创过程中紧密相连、层层递进。价值共识阶段是后续各环节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只有目标明确，各参与者才能有效地进行资源整合，使有组织科研合作顺利进行；价值共享是科研合作的关键环节，只有当各方的资源得到充分整合，信息能够顺畅流通，才能在后续的协同研究中实现优势互补；价值共生阶段进一步深化了各参与方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深化的合作关系为价值共赢阶段的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价值共赢则是有组织科研合作最终目标与成果的体现。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后一阶段则是前一阶段的发展和升华，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价值共创体系。

3 研究设计/Research design

3.1 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共识性质性研究（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CQR）作为价值共创导向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有组织科研合作动机的识别方法，具体原因在于当前文献对价值共创导向的科研人员合作动机的研究较少，很难通过现有研究直接获得动机解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质性研究方法较为适合。共识性质性研究是用于研究个人经历、内在经验、态度和信念等不易被量化观察变量的一种质性研究方法。CQR的核心要素包括：①半结构化的开放式问题收集数据；②数据分析过程有多名评判者；③关于数据的含义达成一致；④至少有一名核查员；⑤数据分析单位包括主题、核心内容和类别[32]。与传统质性研究相比，该方法的核心特色是形成了团队共识和结构化流程的透明性。传统质性研究存在个人主观性影响、数据处理量较大和研究周期长等问题，而CQR通过团队共识和外部核查，将个人解读转化为群体认可的解释，尤其适用于探索新兴领域。CQR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在心理学、护理及医疗健康等相关领域[33]。

3.2 访谈对象

3.2.1 受访者

本文采用目的性抽样方式，样本选择标准包括以下3点：①所有受访者均需主持或深度参与过至少一项国家级/省部级有组织科研项目（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以确保其对科研合作机制具备系统性认知；②应选择涵盖不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以降低研究偏差；③选择不同身份背景的学者，避免出现单一职称群体的认知偏差。基于上述标准，笔者选取了来自多所高校的20位教授，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udy subjects

编号 性别 专业 职称 编号 性别 专业 职称
1 男 哲学 教授 11 男 经济学 教授
2 女 社会学 教授 12 男 文学 教授
3 男 文学 教授 13 女 哲学 教授
4 男 教育学 教授 14 女 法学 教授
5 男 经济学 教授 15 男 法学 教授
6 男 政治学 教授 16 男 管理学 教授
7 女 管理学 讲师 17 女 地理学 教授
8 男 经济学 副教授 18 男 心理学 教授
9 男 教育学 教授 19 男 经济学 教授
10 女 语言学 教授 20 女 哲学 教授

3.2.2 研究小组

所有的访谈及数据分析工作由4名相同研究方向的成员完成。所有人被要求阅读有关CQR方法和使用该方法的文献，然后大家一起对CQR的研究方法和程序进行讨论，针对本次研究内容，由3名研究成员进行分析，另有1名成员负责进行外部核查。研究成员先独立阅读访谈逐字稿，将需要分析的数据划入不同的主题下，每完成一个模块的划分，研究成员就会一起讨论每一条记录的划分，并对主题的划分和定义方式进行修改，直到达成一致。并且每完成一个模块就将结果提交给核查员进行审核，核查员提出疑问就回到小组重新讨论，如此反复。成员小组的讨论次数一般为一周两次，最长间隔周期不超过一周。

3.3 访谈提纲

本文以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有组织科研合作动机为中心，同时结合有组织科研合作价值共创4个阶段，参考相关质性研究确定提纲。访谈提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是被访谈人员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专业、职称、参与项目平均时长、科研团队规模等。第二部分的内容是探知科研人员在有组织科研合作价值共创不同阶段的动机维度。笔者先对3位被访者进行预访谈，根据反馈，反复修改访谈提纲，最终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访谈提纲

Table 2 Interview outline

模块分类 问题编号 具体问题
基本信息 Q1 您的年龄是？
Q2 您的主要研究领域/专业是？
Q3 您的职称是？
Q4 您参与有组织科研合作项目的平均时长？
Q5 您参与过的科研合作团队规模通常是？
价值共识 Q6 在您参与的科研合作中，团队是如何形成共同研究目标的？哪些因素驱动您主动融入这一目标？
Q7 当团队目标与个人研究方向存在差异时，您仍选择参与合作的动机是什么？
Q8 您如何理解“价值共识”在合作中的意义？它对您持续投入合作的主要激励作用是什么？
Q9 您认为有组织科研的顶层设计（如政策支持、战略规划）如何增强您对项目价值的认同？
Q10 您对“价值共识”的预期是什么？这种预期是否影响了您的参与意愿？
价值共享 Q11 在合作中，您主动分享个人研究成果或资源的动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
Q12 您认为知识共享有哪些作用？这种认知是否促使您更积极投入合作？
Q13 团队中其他成员的反馈或认可对您持续共享资源的动机有何影响？
Q14 您在合作中倾向于选择什么样的团队，这种选择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Q15 团队建立的沟通机制是否影响您对共享价值的认可？
价值共生 Q16 在合作过程中，您如何看待个人角色与团队整体能力的关系？这种认知如何驱动您主动贡献？
Q17 您选择与跨学科/跨领域学者合作的核心动机是什么？
Q18 您觉得在合作过程中，您与合作伙伴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和促进的？这种互动对您的参与动机有什么影响？
Q19 您在价值共生阶段是否主动承担指导角色？动机是什么？
Q20 您认为合作中形成的共同成果对您有何激励作用？
价值共赢 Q21 您对合作成果的分配预期如何影响您的初期参与动机？
Q22 在合作中，您更关注个人学术影响力的提升还是团队整体成果的社会价值？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Q23 您如何理解“共赢”在合作中的体现？这种理解是否增强了您的投入意愿？
Q24 当合作成果超出预期时，您认为哪些因素会进一步强化您的合作动机？是否会强化您对“有组织科研”模式的认可？
Q25 您期望通过有组织科研合作实现哪些个人与集体的共赢目标（如学术声誉、社会贡献）？

4 研究过程/Research process

4.1 开展访谈

通过面对面的半结构化访谈，两名研究者完成所有访谈（时间控制在60—90分钟）。先对研究目的及保密、录音等事项进行介绍，若当事人同意，则开始正式访谈。访谈结束后共得到20份录音，逐字稿超过6万字，随机选择18份文本进行正式分析，2份用于稳定性检验。

4.2 数据编码

首先将访谈文本按照价值共创的4个阶段分成4个单独的部分，对每一部分都进行主题划分，无法划入又符合动机表述的内容划入“其他”主题。研究成员各自阅读文本，将所有符合的内容划入相应的主题中，每完成一部分分析都进行讨论和修改，直至达成一致。接着对各主题下的内容进行总结提炼，去除口语化和冗余部分，尽量与原文保持一致，将核心观点放在一起做交叉分析，聚成不同类别，形成研究结果[34]。

4.2.1 初始编码

分析小组的3名成员首先独立阅读同一份访谈逐字稿，在阅读过程中，重点关注并提取所有表述“动机意愿”的语句片段，将文本划分为“域”。例如，将“我希望能够突破瓶颈，和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产生新的学术灵感”“想要跳出传统的学术路子”“不能仅仅局限于我们自己学科的模型和假设”等内容编码为“学术驱动”；将“我们研究这个课题，不是为了去发文章，是想解决我们专业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有责任去研究它”“参与这个项目就是想用我们现有的知识和技术，去应对现实挑战”等内容编码为“社会价值”。

4.2.2 内容凝练

在完成初始编码后，3名成员首先将各自生成的“域”进行合并与讨论。然后，对“域”下的每个内容进行提炼，编码时尽可能使用受访者的原生词汇作为内容，再将同一个“域”中的核心观点放在一起进行交叉分析，形成能够构成“域”的不同的“类”。例如将“突破学术瓶颈”“自我挑战”“研究局限性”聚类为“突破学术局限”；将“解决问题”“应对现实挑战”“具有现实价值”聚类为“解决现实问题”。最后，对内容进行凝练并反复讨论，直至形成共识。

4.3 形成观点

通过归纳讨论发现，价值共识、价值共享和价值共生阶段均包括4个域，价值共赢阶段包括3个域，如表3所示。
表3 各阶段及其域

Table 3 Stages and their domains

阶段 域 阶段 域
价值共识 学术驱动 价值共生 协同创新驱动
政策驱动 角色认同驱动
社会价值驱动 个人发展驱动
组织管理驱动 国家需求驱动
价值共享 互惠驱动 价值共赢 成果分配驱动
声誉驱动 协作共赢驱动
知识治理驱动 溢出效应驱动
外部压力驱动

4.4 质量审核

资料分析的各个阶段都需要外部核查者进行审核，同时研究成员的修改结果也要返回至核查者，反复修改直至达成一致。根据最终分析的结果，统计每个域下不同类别出现的次数，按照C. E. HILL等的标准[35]，可以对结果中各个类别的代表性进行划分。在本研究中，如果覆盖20个个案，则该类别被视作是普遍的（general，G）；如果能代表一半以上的个案，在本研究中为11至19个个案，则为典型的（typical，T）；若能代表4至10个个案则为变异的（variant，V）；代表2至3个个案为少有的（rare，R）。所有只包括一个个案的结果，放在“其他”类中，不予报告[36]。将剩下的2个个案用于稳定性检验，对文本进行重新编码，考察是否出现新的域和类别。在重新编码后，未发现新的域和类别出现，则说明结果稳定。

5 研究结果/Research results

5.1 价值共识阶段的核心动机

从访谈的结果中发现，与价值共识相关的域有4个，分别是学术驱动、政策驱动、社会价值驱动、组织管理驱动，如表4所示。
表4 价值共识阶段的CQR研究结果

Table 4 CQR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value consensus stage

域 类 代表性 案例数/个 数据列举
学术驱动 突破学术局限 T 15 我希望能够突破瓶颈，和不同学科的学者进行交流，产生新的学术灵感
国内外认知冲突 R 3 发现现有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和印度为什么路径差别那么大
拓展跨学科视野 V 4 会考虑到团队合作可能带来的跨学科视角和新的研究思路，这些可能会拓宽我的研究视野
兴趣 R 2 一方面可能是对项目课题比较感兴趣吧
研究内容匹配 R 2 这是我的专业所长
政策驱动 国家战略支持 T 13 我们团队一直坚持“学术研究要服务国家战略”
政策导向 V 6 国家政策的牵引特别关键
社会价值驱动 解决现实问题 V 7 是不是真的能解决一些公共问题
文化传承责任 R 2 为了回应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议题，作为研究者，我自身有责任去参与
使命感、成就感 V 6 那种集体突破的成就感，真的比一个人发一篇论文要强得多
组织管理驱动 提升合作效率 T 18 目标清晰、大家心往一处想的时候，效率自然就上来了
加速资源整合 R 3 这种资源整合效率的提升是非常直观的
团队信任 R 2 这种互相理解、包容的机制，反而让我更愿意支持集体的大目标

注：N=20；T=typical，11—19个个案；V=variant，4—10个个案；R=rare，2—3个个案，下同。

在学术驱动方面，被访者普遍表现出突破学科壁垒、追求知识创新的强烈意愿，同时兴趣和研究内容匹配也成为重要的激励因素；在政策驱动方面，被访者表示国家战略支持和政策导向构成了关键动力，能够为研究提供资源保障与明确的方向；在社会价值驱动方面，多数被访者重视研究成果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潜力，部分被访者也强调研究在文化传承与使命中的意义；在组织管理驱动方面，被访者表示价值共识显著提升了团队合作效率，加速资源整合与团队信任等因素也进一步强化了被访者对价值共识阶段的认同与投入。

5.2 价值共享阶段的核心动机

根据访谈记录，与价值共享阶段相关的域有4个，分别是互惠驱动、声誉驱动、沟通反馈机制驱动和外部压力驱动，见表5。
表5 价值共享阶段的CQR研究结果

Table 5 CQR study results in the value-sharing phase

域 类 代表性 案例数/个 数据列举
互惠驱动 资源共享互惠 T 19 主要还是互惠吧，学术上的互相帮助
承接新项目 v 5 直接帮我们拿下了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促进学术产出 T 17 多分享，就多一种被“点亮”的可能
声誉驱动 提升合作信誉 V 5 而且别人觉得你靠谱，以后也更愿意和你合作，这是一种信誉积累
学术共同体的责任感 T 11 学术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大家应该互相支持
团队成员的认可 T 11 那种感觉挺好的，觉得自己真的帮到了人，也激励我继续开放更多资源
沟通反馈机制驱动 提升共享意愿 V 4 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谁会不愿意持续共享呢
促进学术交流 T 15 这种定期的、面对面的交流，特别容易碰出火花
战略需求驱动 政策压力 R 3 这也是向国家政策需求靠拢，为国家做贡献嘛
国际竞争压力 R 2 也希望能够提升我们自己国家的竞争力，无论哪方面都是互惠的
在互惠驱动方面，被访者普遍将资源共享和学术产出视为主要动力，部分被访者表示互惠能够带来新资源和机会，承接重大科研项目；在声誉驱动方面，除了被访者提到的声誉积累，更多地体现为被访者对学术共同体的责任感，以及从团队成员认可中获得的内在激励；在沟通反馈机制驱动方面，深度沟通能够激发被访者的共享意愿，促进学术交流，从而维持有组织合作活力；在外部压力驱动方面，政策和国际竞争等外部压力也提供了重要动力。

5.3 价值共生阶段的核心动机

通过对20位科研人员进行访谈，与价值共生阶段相关的域有4个，分别是协同创新驱动、角色认同驱动、个人发展驱动和国家需求驱动，见表6。
表6 价值共生阶段的CQR研究结果

Table 6 CQR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value symbiosis phase

域 类 代表性 案例数/个 数据列举
协同创新驱动 创新丰富研究 V 7 让我对我们学科有了全新的解读，这种启发，你自己在圈里是永远得不到的
跨学科/领域知识整合 T 13 只有跨出去，跟不同背景的人碰撞，才有新的思路
实现成果转化 V 9 实实在在的个人影响力，联合发文尤其容易出大成果
角色认同驱动 获得成就感、满足感 V 9 年轻人成长起来，比我自个儿发文章还让我有干劲
团队支持 R 2 我特别看重团队中的“阶梯式赋能”
青年学者反哺 V 6 这种“教学相长”的反馈，会让我更愿意花时间带新人、一起合作
团队共同目标的责任感 T 13 看到共同体慢慢成长，我就觉得有责任坚持下去
学术角色适配 V 9 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团队中的一个齿轮，看上去各转各的，其实谁也离不开谁
个人发展驱动 提升个人影响力 V 9 共同成果能够提升我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研究工作
有助于职业发展 V 8 不管是对学科评估还是职称晋升，都是实打实的支撑
国家需求驱动 政策需求 R 2 只有跟不同学科的人一起干，才能拿出真正有政策影响力的成果
解决复杂问题 T 10 顺应时代、解决问题，才是关键
在协同创新驱动方面，被访者表示通过跨学科或跨领域的知识整合，突破认识边界，实现创新研究和成果转化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推动力；在角色认同驱动方面，被访者表示能够在团队角色中感受到归属感、责任感，在培养青年学者过程中获得独特成就感，这种“教学相长”强化了其持续合作的意愿，这种驱动来自对自身所扮演角色的认同，以及对与此角色相关的价值观和目标的共鸣；在个人发展驱动方面，被访者的内在动机主要表现为在职业、学术等方面追求成长和进步；在国家需求驱动方面，回应政策需求，致力于解决具有影响力的复杂问题，构成了这一阶段合作得以深化和持续的重要动力。

5.4 价值共赢阶段的合作动机

在科研合作的演进中，价值共赢阶段是合作主体共同创造价值的最终环节。与价值共赢阶段相关的域有3个，分别是成果分配驱动、协作共赢驱动和溢出效应驱动，见表7。
表7 价值共赢阶段的CQR研究结果

Table 7 CQR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value win-win stage

域 类 代表性 案例数/个 数据列举
成果分配驱动 公平分配机制 T 16 按实质贡献分配，大家才放心合作
青年学者优先 V 6 我觉得分配得公平，但不能太计较，可以多给一些年轻老师机会
付出得到回报 R 2 觉得自己的付出能够得到合理的回报，那么在初期就会更有动力去参与
协作共赢驱动 形成学术生态循环圈 V 4 成果好的时候，就会进入“良性循环”
实现多维价值共赢 N 20 共赢就是资源、声誉、人才一起提升
溢出效应驱动 模式可复制性 R 2 这种成功模式可以复制，我们现在就更有信心去做更复杂的项目
成果裂变效应 T 14 这种成功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快
获得学术声誉和影响力 V 7 我希望能够在学术上取得更高的声誉和影响力
团队互信增强 R 3 一方面是团队之间的信任更强了
在成果分配驱动方面，建立公平透明的贡献认定和回报机制，能够更好地维系合作信任，另外部分被访者展现出对青年学者优先发展的支持，体现了学术传承精神；在协作共赢驱动方面，主要表现在资源、声誉与人才发展等多维价值增益上，也有被访者表示这种综合性成果能够推动合作形成学术生态循环圈；在溢出效应驱动方面，主要表现为研究成果的裂变效应以及获得学术声誉和影响力等外部性影响，部分被访者指出成果合作模式能够被复制，团队互信也随之增强，该阶段能够形成长期的共赢格局。

6 研究讨论/Research Discussion

6.1 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有组织科研合作的动机，从价值共创视角的不同阶段展开分析，通过对访谈获得的文本数据进行质性分析，得出科研人员在价值共创不同阶段的动机，见图1。
图1 价值共创视角下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有组织科研合作动机鱼骨图

Figure 1 Fishbone diagram of motivations for organize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mong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ers from a value co-creation perspective

在价值共识阶段，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有组织科研合作的动机包括学术驱动、政策驱动、社会价值驱动和组织管理驱动。在有组织科研合作的初期，科研人员活动主要集中在共同目标的确定、预期结果的交流等方面。这一阶段，科研人员意识到单一学科难以解决复杂问题，主动寻求合作以突破研究瓶颈，也有科研人员出于研究兴趣参与合作。就个人而言，科研人员自我主体意识较强，其动机更突出自我价值的实现，如学术驱动动机和社会价值驱动动机。有组织科研通过明确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科研活动，该阶段科研人员的动机也充分体现在政策驱动和组织管理驱动两方面。
在价值共享阶段，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有组织科研合作的动机包括互惠驱动、声誉驱动、沟通反馈机制驱动和外部压力驱动。在有组织科研中，各个学科和领域的研究人员可以共同进入一个交叉性的团队，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论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在这一阶段，科研人员通过共享数据、技术、文献等资源，实现知识互补，同时通过资源共享不断积累学术信誉，获得社会认可，提高自己在合作网络中的影响力，也有科研人员表示出于对学术共同体发展的使命感，主动共享资源以推动领域进步，这一动机主要体现在互惠驱动和声誉驱动两方面。在有组织科研背景下，此类项目除了需要明确国家战略需求的目标导向外，还需要具备完善的管理制度，制度化沟通机制能够降低共享成本，增强科研人员的资源共享意愿，也有助于激发学术灵感，推动知识创新，主要表现为沟通反馈机制驱动动机。在这一阶段，科研人员同样会受到政策要求和国际竞争压力等外部动机影响，要求通过合作共享来提升研究质量和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外部压力驱动动机。
在价值共生阶段，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有组织科研合作的动机包括协同创新驱动、角色认同驱动、个人发展驱动和国家需求驱动。高校作为知识创新的温床，在推进跨学科合作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本文的研究对象多为高校科研人员，对于他们来说，通过有组织科研达成多学科协同创新，为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是核心动机之一。科研人员还希望能在有组织科研中找到独特角色，通过贡献获得同行认可与实现自我价值，这一动机主要表现为角色认同驱动和个人发展驱动。同时，政策需求导向和解决现实问题仍是贯穿这一阶段的重点，且随着国际科技竞争格局的加速演变，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联合攻关模式日益成为新常态，因此国家需求驱动也是科研人员的合作动机之一。
在价值共赢阶段，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有组织科研合作的动机包括成果分配驱动、协作共赢驱动和溢出效应驱动。为了有组织科研的顺利开展，需要确保在合作过程中有公平的分配机制和绩效评价等步骤，在合作的最后阶段，要注重对有组织科研成果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根据市场创新需求等要素对成果进行转化和推广，对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实现多维价值共赢。
通过对哲学社会科学有组织科研合作4个阶段动机的梳理，可以发现各阶段存在显著的跨阶段共性动机。首先，各阶段均存在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核心的外生驱动动机，价值共识阶段通过政策驱动将分散的学术探索聚焦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避免碎片化研究，价值共享阶段存在外部压力驱动促使科研合作更具国家使命，价值共生阶段的国家需求驱动体现出政策需求导向的重要性，价值共赢阶段的溢出效应驱动意味着升华科研成果，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国家战略需求贯穿从价值共识到价值共赢的全过程，这一共性表明，有组织科研始终以“战略导向”为轴心，通过政策引导实现科研活动的战略服务功能。其次，多阶段都体现出跨学科方法论和资源的融合创新，如价值共识阶段通过学术驱动追求知识探索与创新，价值共享阶段通过互惠驱动实现资源共享和学术产出，价值共赢阶段通过协作共赢驱动实现合理回报，这一表现也体现出有组织科研学科交叉性的特征。最后，各阶段均强调了制度化机制对合作稳定性的保障作用，价值共识阶段依赖组织管理驱动构建共同目标框架，价值共享阶段通过沟通反馈机制驱动降低资源共享成本，价值共生阶段通过协同创新驱动实现合作创新，价值共赢阶段依托成果分配驱动建立公平的绩效评价体系，这类制度化机制贯穿了科研合作的全周期，反映出有组织科研组织协同性的特征。

6.2 研究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积极参与有组织科研合作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首先，根据价值共创的不同阶段动机来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参与有组织科研合作。①在价值共识阶段，可以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和政策导向，制定合适的科研指南，将国家议题转化为合作研究方向，让科研人员明确合作的价值，并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在此基础上自发组建研究团队，同时可以组建跨学科创新研究机构，明确团队任务分工，便于构建团队互信，降低合作初期的摩擦。②在价值共享阶段可以积极建立资源共享平台，推动数据、技术、文献等知识交流，资源平台的建设应充分考虑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特点，平台的质量和服务也影响着科研人员对平台的使用和信任程度，这对有组织科研项目的顺利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同时，在这一阶段可以设立专职的协调角色或平台功能，负责疏通沟通渠道、及时反馈各环节进展，提升合作效率。③价值共生阶段，高校可以在校企合作基金基础上自主设立跨学科项目，例如清华大学“文科振兴专项”、北京大学“数字人文创研基金”等，高校基础研究的发展需要与企业进行合作，并且企业可以作为基础研究的资金来源，支持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开展协同创新项目，同时为青年学者提供成果展示平台，帮助科研人员在团队中定位独特的学术角色，让不同角色的科研人员在共生中实现价值。④价值共赢阶段，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评价应当超越单一的论文指标，建立多元化的成果评价机制，应当保障合作公平性，明确各类成果的收益分配机制，例如按知识产权、经济收益等方式来进行分配，以增强科研人员再次进行合作的动力，同时应关注具有裂变潜力的成果，总结可复制的有组织科研模式，可以通过经验推广会等方式，让科研人员借鉴成功模式，吸引更多优秀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投身于有组织科研。
其次，借鉴价值共创理论动态过程导向，可以发现哲学社会科学人员的合作动机并非既定不变的预设，各阶段存在显著的跨阶段共性动机，整个合作过程是一个不断建构和递进的社会过程。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的合作动机并非独立生成，而是深度融合在有组织科研合作的价值导向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因此，为了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积极参与有组织科研合作，政策制定者与学术领域专家应当共同阐述国家战略的深层理论内涵和价值，将宏观的政策语言转化为具有学术吸引力的现实问题，使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能够感受到自身与国家发展之间的深厚联系。在价值共创过程中多学科交叉创新和资源整合优化为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科研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这一多学科交叉融合不能只停留于形式上的团队组合，而应培养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价值导向驱动的交叉研究，因此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也意味着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高校和国家应当完善人才引进制度，重点关注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特有的理论建构能力与政策洞察力，在人才引进中不仅要重视学术产出，更要重视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思想和社会影响力，构建高水平人才队伍，可以设立培育青年人才项目，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已经开始试点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37]，旨在激励创新研究，选拔高质量研究人才[38]。另外，还应该建立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科研项目的质量相比立项数量更为重要，建立评价体系能够更全面准确地评估科研人员，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来说，除了学术论文外，还应对其科研项目影响力、社会服务效果、团队协作能力等进行考察。通过全面评估科研人员和科研项目，将资源向有潜力、有价值的科研方向倾斜，避免资源浪费，从而提高科研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科研可持续发展。

6.3 研究局限

本文采用共识性质性研究方法对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人员进行有组织科研合作动机研究，在得到一些结果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招募被试者的方法限制，参加研究的被试者与没有参加研究的个体可能存在某种差异，虽然被试者均为有过有组织科研合作经验的科研人员，但本研究未对专业职称加以限制，这可能会导致样本的代表性不足，并且研究中的动机因素是否与被试者性别相关，本文尚未进行研究。此外，由于CQR方法使用的是研究小组成员独立判断并最终达成共识的架构，研究者的偏见会影响结果，研究者原有的观点可能会影响其在访谈中的提问，进而影响所研究的内容。未来研究可以从被试者的个体背景因素等方面深入和全面地探讨科研人员的合作动机，通过案例分析等系统性方法来整合定性和定量数据，为研究提供更有力的理论和实践支持。

谭春辉：提出研究思路，设计论文框架，修改论文与定稿；

唐　天：采集与分析数据，撰写与修改论文。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潘玉腾. 高校实施有组织科研的问题解构与路径建构[J]. 中国高等教育, 2022(S3): 12-14.

PAN Y T. Deconstruction of problems and construction of pathway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organized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J]. China higher education, 2022(S3): 12-14.

[2]
HICKS D J. Productivity and interdisciplinary impacts of organized research units[J]. Quantitative science studies, 2021, 2(3): 990-1022.

[3]
张娟, 荀振芳. 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内涵、特征及实施路径[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3(6): 99-104.

ZHANG J, XUN Z F.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J].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of engineering, 2023(6): 99-104.

[4]
姚林, 代胜蓝. 国外有组织科研政策动向与趋势——对主要发达国家与国际组织的考察 [J]. 世界教育信息, 2024, 37(3): 27-37.

YAO L, DAI S L.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organized research policy abroad: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J]. World education information, 2024, 37(3): 27-37.

[5]
王杰, 朱军文.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有组织科研的理据、模式与挑战[J]. 中国教育政策评论, 2023(1): 1-14.

WANG J, ZHU J W. Organized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t universities: rationale, models, and challenges[J]. Education policy review in China, 2023(1): 1-14.

[6]
高光良. 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的探索——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为例[J]. 西部素质教育, 2024, 10(6): 159-164.

GAO G L, Explorations in implementing "organized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a case stud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J]. Western China quality education, 2024, 10(6): 159-164.

[7]
谭春辉, 周一夫, 涂瑞德, 等.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有组织科研”：内涵定位、困境阻碍与运行策略[J]. 现代情报, 2025, 45(7): 134-144, 153.

TAN C H, ZHOU Y F, TU R D, et al. Focusing on major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and strengthening "organized scientific research": connotation-positioning, dilemmas-obstacles, and operational strategies[J]. 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 2025, 45(7): 134-144, 153.

[8]
RYAN R M, DECI E 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1): 68-78.

[9]
BEAVER D B, ROSEN R. The professional origins of scientific co-authorship, Part III[J]. Scientometrics, 1979, 1(3): 231-245.

[10]
IORIO R, LABORY S, RENTOCCHINI F. The importance of pro-social behaviour for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knowledge transfer activities: an analysis of Italian academic scientists[J]. Research policy, 2017, 46(2): 497-509.

[11]
胡泽文, 崔静静, 任萍. 国内科研合作研究进展综述[J]. 现代情报, 2022, 42(6): 148-159.

HU Z W, CUI J J, REN P. Review on domestic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J]. 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 2022, 42(6): 148-159.

[12]
谭春辉, 梁远亮, 魏温静. 虚拟学术社区中科研人员合作影响因素组态分析[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22, 45(4): 128-136, 127.

TAN C H, LIANG Y L, WEI W J.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ientific researcher's cooperation in virtual academic community[J]. Information studies: theory & application, 2022, 45(4): 128-136, 127.

[13]
李峰, 缪亚军. 个体科研合作行为研究述评[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5, 32(23): 156-160.

LI F, MIAO Y J.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individual behavior in research collaboration[J].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15, 32(23): 156-160.

[14]
王战平, 何文瑾, 谭春辉. 基于质性分析的虚拟学术社区中科研人员合作动机演化研究 [J]. 情报科学, 2020, 38(3): 17-22.

WANG Z P, HE W J, TAN C H. Evolution of scientific personnel's cooperative motivation in virtual academic community based on qualitative analysis[J]. Information science, 2020, 38(3): 17-22.

[15]
RAMÍREZ R. Value co-production: intellectual origin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and research[J]. Th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20(1): 49-65.

[16]
PRAHALAD C, RAMASWAMY V. The new frontier of experience innovation[J].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2003, 44(4): 12-18.

[17]
MCCOLL-KENNEDY J R, VARGO S L, DANAHER T S, et al. Health care customer value co-creation practice style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2, 15(4): 370-389.

[18]
罗飞宁. 学术期刊集群的价值共创体系构建及运行机制研究 [J]. 泰山学院学报, 2023, 45(2): 136-142.

LUO F N.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value co creation system of academic journal cluster[J]. Journal of Taishan University, 2023, 45(2): 136-142.

[19]
周文辉. 知识服务、价值共创与创新绩效——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研究 [J]. 科学学研究, 2015, 33(4): 567-573, 626.

ZHOU W H. Knowledge service, value - cre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 multi case study on the grounded theory[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15, 33(4): 567-573, 626.

[20]
PALMA F C, TRIMI S, HONG S G. Motivation triggers for customer participation in value co-creation[J]. Service business, 2019, 13(3): 557-580.

[21]
SOHAIL S M. Customer engagement i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vestigating consumer motivation for participating in value co-creation[J]. Middle East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0, 7(3):123-140.

[22]
AMIN M, KHAN I, SHAMIM A, et al. Employee motivations in shaping customer value co-creation attitude and behavior: job position as a moderator[J].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2024, 79(3/4):103-119.

[23]
邓良柳. 网络用户参与品牌价值共创的动机及类型[J]. 新闻前哨, 2023(9): 70-72.

DENG L L. Motivation and types of internet users' participation in brand value co-creation [J]. Press outpost, 2023(9): 70-72.

[24]
王学军, 李航宇. 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动机图谱及其影响——价值共创视角下的混合研究[J]. 公共行政评论, 2023, 16(2): 4-24, 196.

WANG X J, LI H Y. Citizens' motivations for co-production and the influences on behaviors: mixed research in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23, 16(2): 4-24, 196.

[25]
袁静, 李森涛. 用户参与政府开放数据价值共创动因研究[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23, 19(2): 1-9.

YUAN J, LI S T. On motivations of users' participation in value co-creation of open government data[J]. Digital library forum, 2023, 19(2): 1-9.

[26]
李岱素. 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实践逻辑：基于价值共创视角[J]. 学术研究, 2024(2): 69-73.

LI D S. The practical logic of organized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co-creation[J]. Academic research, 2024(2): 69-73.

[27]
马椿荣. 自我决定理论研究综述[J]. 现代商业, 2014(27): 280-282.

MA C R.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J]. Modern business, 2014(27): 280-282.

[28]
程雅馨, 程延园, 何勤, 等. 平台企业赋能与价值共创的动态过程——基于社会交换视角的多案例分析[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2, 15(5): 468-484.

CHENG Y X, CHENG Y Y, HE Q, et al.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empowerment and value co-creation: a multi-case study based on the social exchange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case studies, 2022, 15(5): 468-484.

[29]
赵学琳.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结构研究 [J]. 学术探索, 2019(2): 21-27.

ZHAO X L. Research on the value structur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 Academic exploration, 2019(2): 21-27.

[30]
GALVAGNO M, DALLI D. Theory of value co-creation: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J]. Managing service quality, 2014, 24(6): 643-683.

[31]
SONNENWALD D H, PIERCE L G. Information behavior in dynamic group work contexts: interwoven situational awareness, dense social networks and contested collaboration in command and control[J].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2000,36(3):461-479.

[32]
珠玛, 侯志瑾, 邵瑾, 等. 共识性质性研究方法(CQR)及其在心理咨询研究中的应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3): 413-418.

ZHU M, HOU Z J, SHAO J, et al. 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ounseling research[J].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1, 19(3): 413-418.

[33]
孙鑫章, 孙瑞, 梁欣, 等. 共识性质性研究的方法学及在护理领域的应用进展[J]. 护理学杂志, 2024, 39(7): 118-121.

SUN X Z, SUN R, LIANG X,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f methodology of 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its application in nursing[J].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2024, 39(7): 118-121.

[34]
邵瑾, 樊富珉, 吴洁琼, 等. 团体咨询中的共情表达：基于共识性质性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3, 31(6): 820-826.

SHAO J, FAN F M, WU J Q, et al. Empathic expression in group counseling: a 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J].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23, 31(6): 820-826.

[35]
HILL C E, KNOX S, THOMPSON B J, et al. 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 an update[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5, 52(2): 196-205.

[36]
彭贤杰, 张希胜, 罗瑾琏, 等. 基于共识性质性研究的女博士生职业决策相关因素辨析[J]. 高教探索, 2014(5): 115-120.

PENG X J, ZHANG X S, LUO J L, et al. Analysis of factors related to female doctoral students' career decision-making based on 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J]. Higher education exploration, 2014(5): 115-120.

[3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人才处. 首次试点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在青年人才培养中出新招求实效 [EB/OL]. [2025-11-14]. https://www.nsfc.gov.cn/p1/3371/3373/76321.html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SFC), Division Talent. NSFC launches first pilot program for young students' basic research projects: innovating and delivering results in cultivating young talents [EB/OL]. [2025-11-14]. https://www.nsfc.gov.cn/p1/3371/3373/76321.html

[38]
瞿橙. 有组织科研背景下高校加强基础研究的思考[J]. 现代职业教育, 2023(33): 145-148.

QU C. Reflections on strengthening basic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rganized research [J].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2023(33): 14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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