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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 Vol. 11 >Issue 2: 185 - 194

DOI: https://doi.org/10.13266/j.issn.2095-5472.2026.016

图书馆知识服务治理体系优化专辑

清代陆地边疆治理文献纂修：成就、特点与价值

  • 何志丽 1 ,
  • 旃春云 , 2 ,
  • 华林 1
展开
  • 1.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昆明 650091
  • 2.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 昆明 650021
旃春云，馆员，本科，E-mail:

作者贡献声明 /Author contributions：

何志丽：资料搜集查找，论文撰写；

旃春云：资料搜集查找，论文修改；

华　林：论文指导与修改。

何志丽，副研究馆员，博士

华林，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 2025-06-27

  网络出版日期: 2026-04-22

基金资助

2021年度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元明清时期边疆治理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21JZD042)

收起

Compilation of Land Border Governance Documents in the Qing Dynasty: Achievements,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 He Zhili 1 ,
  • Zhan Chunyun , 2 ,
  • Hua Lin 1
Expand
  •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chiv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 2. Affiliated Hospital of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21
Zhan Chunyun, Librarian, Bachelor’s Degree,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He Zhili, Associate Research Librarian, PhD

Hua Lin, Professor, PhD, Doctoral Supervisor.

Received date: 2025-06-27

  Online published: 2026-04-22

Support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s Major Tender Project in 2021, titled "Research on the Compilation and Database Construction of Border Governance Documents from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21JZD042)

Fold

摘要

[目的/意义] 清代纂修了丰富的陆疆治理文献，对其进行梳理研究，对当代边疆治理文献纂修、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完善和边疆治理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现实意义。 [方法/过程] 阐述陆疆治理档案文献、综合文献纂修所取得的成就，从主旨、内容、体例等维度探讨纂修的特点，并阐释纂修的政治、学术和当代价值。[结果/结论] 发掘利用好清代陆疆治理文献纂修成果，对做好当代边疆治理工作，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镜鉴作用。

关键词： 陆疆治理文献; 纂修; 清代

本文引用格式

何志丽 , 旃春云 , 华林 . 清代陆地边疆治理文献纂修：成就、特点与价值[J]. 知识管理论坛, 2026 , 11(2) : 185 -194 . DOI: 10.13266/j.issn.2095-5472.2026.016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Since the Qing Dynasty compiled a wealth of documents on the governance of land and rivers, sorting work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the compilation of contemporary documents on the governance of border area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historical philolog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border areas.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achievements of compiling archives and comprehensive documents in the governance of lands and rivers,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iling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heme, content, and style, and explained the political, academic,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compiling. [Result/Conclusion] Exploiting and making good use of the compilation results of documents on the governance of land and rivers in the Qing Dynas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governance of contemporary frontier areas, building a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and a strong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ey words： land border governance literature; compilation accomplishments; Qing Dynasty

在我国，边疆治理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清代，统治者吸取前朝经验，基于“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边思想，采取“因俗而治”的方式，对今蒙古国和我国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西藏、青海、广西、贵州、云南等当时的陆地边疆民族地区，开展了具有一定成效的社会治理。同时，为了更有效地管理这些地区以及在疆域内普遍树立“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清代纂修了数量丰富、类型多元的陆疆治理文献，笔者将其概念界定为：清代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政权以及朝廷大吏、地方官吏、土司土官等相关主体，依托其在陆地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宗教、教育、生态等治理活动，展开专题性的文献资料整理刊印活动，最终所形成的一系列较为完备的珍贵历史记录。这些纂修成果作为清代治理陆地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史料，总结了清代在边疆政策制定、制度建设以及治理成效等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对当下我国应对错综复杂的边疆民族地区局势，贯彻“治国必治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国家重大治边方略，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借鉴价值，对推进当代边疆治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完善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近代以来，学界多位名家都强调要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如梁启超提出研究中国史须关注境内各民族的发展变迁与融合历史[1]8-10；顾颉刚认为历史研究不能“只见君相，不见民众，只见中原，不见边疆，以致形成偏枯之疾”[2]339-340，要“不以汉人为本位，而以中华民族全体的活动为中心”[2]87,191。当代学界对清代的陆疆治理文献纂修亦进行过一些研究，例如，李金飞对清代方略馆及其文献编修进行研究梳理[3]；邱富生按4个历史阶段阐述清代方志纂修成就[4]；牛海桢述论清代官修西北边疆史志情况[5]；孙明阐释清代东北满洲旗人家谱的纂修原因、来源与特点等[6]。这些研究均强调对边疆民族地区历史文献给予充分关注，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专门研究清代陆疆治理文献纂修的成果在学界尚属空白，研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因此，本文拟从边疆治理的政治高度，对清代陆疆治理文献纂修取得的成就、特点与价值进行探讨，在学术层面厘清清代边疆治理文献编纂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历史脉络，进一步拓展我国文献学研究的视角与范围，在现实层面可以更好地发掘利用清代陆疆文献纂修成果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遗产，为我国的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文化助力。

1 清代陆疆治理文献纂修取得的成就/ Achievements in the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on land frontier governa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清代陆地边疆治理文献纂修成果按照对象性质划分，可分为陆疆治理档案纂修文献和陆疆治理综合纂修文献两类，前者主要指方略和奏议汇编，后者主要包括方志、谱牒和史籍文献，其基本构成及代表性成果见表1。
表1 清代陆地边疆治理文献纂修成果简表

Table 1 A brief list of compiled documents on territorial frontier govern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门类 纂修主体 成果类型 代表性成果
陆疆档案文献纂修成果 方略 方略馆 清初期（康熙朝）的纂修成果 《平定三逆方略》《平定察哈尔方略》《平定罗刹方略》《平定朔漠方略》等
清中期（雍正朝—乾隆朝）的纂修成果 《平定金川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安南纪略》《巴勒布纪略》《廓尔喀纪略》等
清晚期（鸦片战争—宣统朝）的纂修成果 《剿平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平定贵州苗匪方略》等
奏议汇编 封疆大吏 西北边疆的纂修成果 《左恪靖候奏稿》《赵襄忠公奏疏存稿》《孟忠毅公奏疏》《松筠新疆奏稿》《那文毅公奏议》《布彦泰新疆奏稿》《奕山新疆奏稿》《西疆奏稿》《勒文襄公奏稿》《新疆龙堆奏议》《新疆奏稿》《新疆军书善后奏案备览》《平回奏疏》《左文襄公奏疏》《陶勤肃公奏议遗稿》《伊利将军马亮广福奏议》《新疆茶案奏章》《散木居奏稿》等
西南边疆的纂修成果 《鄂少保公奏疏》《耐庵奏议存稿》《岑襄勤公奏稿》《滇黔奏议》《抚滇奏议》等
青海西藏的纂修成果 《西藏奏疏》《青海奏疏》《那文毅公奏议》《平番奏议》等
陆疆综合文献纂修成果 方志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人士 清初期（顺治朝）的纂修成果 《华亭县志》《庆阳府志》《凉镇志》《邓川州志》等
清中期（康熙朝—乾隆朝）的纂修成果 《盛京通志》《广西通志》《贵州通志》《云南通志》《云南府志》《西藏志》《西域图志》《滇黔志略》等
清晚期（嘉庆朝—宣统朝）的纂修成果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云南通志稿》《滇南志略》《贵阳府志》《蒙古志》《卫藏通志》《新疆图志》《西藏新志》等
谱牒 满洲政府、地方政权、世族大家、官绅之家 东北边疆的纂修成果 《关氏世系谱书》《佟氏宗谱》《抚顺地方满族佟佳氏宗谱》《吴俄尔格氏家乘》《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谱》《萨嘛喇氏族谱》《白氏源流族谱》《索绰罗氏族宗谱》等
北部边疆的纂修成果 《宝汇集之书》《黄册》《诸汉根源之珍宝史纲》《金轮千辐》《蒙古博尔吉忒氏族谱》《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与青塞特奇勒图新土尓扈特诸汗诺颜之世系表》《乌珠牛录顾尓佳氏家谱》《纳达齐牛录扎斯胡里氏家谱》《扎库齐牛录觉罗氏家谱》《乌珠牛录图克色里氏家谱》《依拉齐牛录鄂尓克勒氏家谱》等
西南边疆的纂修成果 《云南蒙化左族谱牒》《云南武定那氏历代谱牒事》《云南芒市方氏土司谱牒》《云南太和段氏族谱》《云南鹤庆永氏族谱》《云南大理史城董氏族谱》《云南盏达土司刀思氏谱牒》《云南普关阎氏谱牒》《云南沐氏宦谱》《广西龙胜龙脊乡廖氏谱牒》《广西龙胜龙脊乡萧氏谱牒》《广西龙胜杨氏族谱》等
史籍文献 中央政府官员、封疆大吏、地方官吏、民间学者等 封疆大吏编撰的作品 《镇抚事宜》《西藏赋》《回疆通志》《三州辑略》等
知名学者编撰的边疆舆地作品 《小方壶斋丛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圣武记》《绥服外蒙古记》《绥服内蒙古记》《绥服厄鲁特蒙古记》《两征厄鲁特记》《抚绥西藏记》《苗防》《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记》《新疆识略》《外藩盟国回部王公表传及续修表传》《皇朝藩部要略》《蒙古游牧记》《朔方备乘》《皇朝武功纪盛》等
陆疆治理相关的私人游记、笔记等 《朝觐途记》《马负图私记》《啸亭杂录》《簷曝杂记》《竹叶亭杂记》《茶余客话》《癸巳类稿》《听雨从谈》《陶庐杂录》等

1.1 清代陆疆治理档案文献纂修的成就

清代涉及陆疆治理的档案纂修文献较为丰富，如国史馆纂修形成的《皇清开国方略》《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起居注馆纂修的起居注，方略馆纂修的方略文献，实录馆与圣训馆纂修的实录和圣训，则例馆与律例馆纂修的典籍文献，会典馆纂修的会典文献等。比较集中反映陆疆治理的档案纂修文献主要有方略和奏议汇编两类，内容涉及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教、宗教、民族等多方面情况，是研究清代边疆治理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对其纂修情况进行阐述。

1.1.1 方略文献的纂修

清代陆疆治理方略的纂修机构为方略馆，是清代特设的官修史书机构，其职责明确、制度完备、管理严格、成果丰硕，共纂修方略24部，其中大多涉及陆地边疆治理问题。本文按不同历史时期将其成就分为三部分：
其一，清代初期（康熙朝）的纂修成就。此时，国家由大乱走向大治，陆疆方略纂修成果丰富，产生了《平定三逆方略》《平定察哈尔方略》《平定罗刹方略》《平定朔漠方略》等代表性作品，涉及清初陆疆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民族关系、民俗文化等。
其二，清代中期（雍正朝—乾隆朝）的纂修成就。特别是乾隆帝继位后，国家走向鼎盛，文献纂修成为辅助政治活动的方式之一，陆疆方略纂修事业得到较快发展，所获主要成果有《平定金川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安南纪略》《巴勒布纪略》《廓尔喀纪略》等。其中，乾隆中期到鸦片战争前，共纂修刊印《临清纪略》《兰州纪略》《石峰堡纪略》《平苗纪略》《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平定教匪纪略》《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等，纂修事业发展达到高峰。例如，《平定两金川方略》详细记载清廷以治边机构“理藩院”管理两金川土司事宜：“照回部之例，轮班入觐……令于冬间，由将军、总督、提督等照料进京，俾之随班朝贺，瞻仰受恩”[7]1059，“将应行朝觐之土司，按其序次，分派平允，仿照回部年班，仍遵前旨，于冬至月起程，岁底到京”[7]1067，这为后世了解“理藩院”职掌及研究清廷土司政策提供了珍贵史料。
其三，清代晚期（鸦片战争—宣统朝）的纂修成就。鸦片战争后，国家内忧外患，清廷在对外战争中纷纷落败，已无战绩武功可言，却将大量军力放在镇压边疆民族地区的民众反抗活动上，故而这一时期纂修的方略重点记述对内之战，以此彰显实际已外强中干的王朝武功，主要有《剿平粤匪方略》《剿平捻匪方略》《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平定云南回匪方略》《平定贵州苗匪方略》等，其数目总体上并不多。
总之，清代陆疆方略纂修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它们以战争为主线，以点带面呈现清代边疆治理的方略和历史，显示出清帝、大吏、地方官员等各阶层在边疆治理上的政策、思想与倾向，对学界进一步研究清代边疆治理的政策、制度与实施情况有较高学术参考价值。

1.1.2 奏议文献的纂修

奏议又称奏疏，是清代臣工奏报当时当地发生重要事件的文书之一。清代陆疆奏议纂修刊印成果丰硕，主要有单行刻本、稿本、抄本等形式，也有奏报人本人全集、文集、遗集、政书等史书节选。奏议以封疆大吏的奏疏汇编为构成主体，较完整地记述了某一时期某一史事的过程全貌。笔者按照不同地域将其成就分为三类：
其一，有关西北边疆的纂修成就。主要成果有《左恪靖侯奏稿（初编、续编）》《赵襄忠公奏疏存稿》《孟忠毅公奏疏》《松筠新疆奏稿》《那文毅公奏议》《布彦泰新疆奏稿》《奕山新疆奏稿》《西疆奏稿》《勒文襄公奏稿》《新疆龙堆奏议》《新疆奏稿》《新疆军书善后奏案备览》《平回奏疏》《勘定新疆记》《左文襄公奏疏》《陶勤肃公奏议遗稿》《伊犁将军马亮广福奏议》《新疆茶案奏章》《散木居奏稿》《习坎斋文稿》等。本文拟阐释其中5本代表性著述，以此揭示与总结西北边疆奏议汇编的整体成就：①《赵襄忠公奏疏存稿》，由曾在宁夏履职数年的赵良栋编著，收录个人奏疏共计126篇，重点记述其平定宁夏叛乱、征川、征滇等战时史事；②《孟忠毅公奏疏》，由经营陕西、甘肃、宁夏三地边疆事务的孟乔芳奏议汇集而成，内容涉及其对清初西北地区的平定过程，以及他对上述地区社会发展的部分政策建议；③《松筠新疆奏稿》，由两度出任伊犁将军的著名边疆大吏松筠编撰，是嘉庆十九年（1814年）松筠奉旨处理“孜牙敦”案的奏稿汇编，收录奏疏共19件；④《奕山新疆奏稿》，原名《制胜全策》，由曾两次出任伊犁将军的奕山编撰，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奕山统领清军、击退倭里罕侵扰南疆所成奏折的汇编，收录奏疏共计67篇；⑤《勘定新疆记》，由曾任新疆布政使等职的魏光焘等编撰，记载同治三年（1864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收复新疆的全过程。
其二，有关西南边疆的纂修成就。主要成果有《鄂少保公奏疏》《耐庵奏议存稿》《岑襄勤公奏稿》《滇黔奏议》《抚滇奏议》等，本文以其中2本典型著述为案例，以微知著地揭示与总结其总体成就：①《滇黔奏议》，由曾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等职的刘嶽昭编撰，是书为其任职云南、贵州的奏疏汇集而成，多涉及他在云贵地区的用兵方略，尤详细记述了其平定云南回民起义等民变事宜；②《抚滇奏议》，由曾任云贵总督、云南巡抚等职的张凯嵩编撰，是其宦滇期间的奏疏汇编，包括谢调滇抚折、复矿务折、奏开矿事宜折、奏盐务煎销未畅请缓启征折、筹拟滇省边防折、遵旨保荐人才折、请劝捐济饷折、奏夷倮滋事折片、奏办教堂滋事折片、奏鲍军设局转运折片、围剿禄劝夷匪折等奏疏共计16件。
其三，有关西藏、青海地区的纂修成就。主要成果有《西藏奏疏》《青海奏疏》《那文毅公奏议》《平番奏议》等，具体阐释如下：①《西藏奏疏》，为清道光年间驻藏大臣孟保、海朴等人的奏疏合集，重点记录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国策动拉达克首领、勾结森巴人武装，入侵阿里地区，以及西藏官民反击入侵者、收复失地的历史进程，并在文后附着御制碑文与诗篇，是研究清代森巴入侵西藏极为难得的史料；②《青海奏疏》，是清代名臣豫师任职西宁办事大臣期间的奏疏合集，主要收录同治九年（1870年）至光绪四年（1878年）豫师处理西宁回民起义的史料及青海蒙藏事务的奏折、附片、相关谕旨等；③《那文毅公奏议》，为曾任西宁办事大臣等重要边职的封疆大吏那彦成之奏稿所集成，再由其子那安容编次，共收录了《总统陕西军务》4卷、《西宁办事大臣奏议》3卷、《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奏议》1卷、《筹划回疆善后事宜》8卷等陆地边疆治理史料；④《平番奏议》，又名《平番奏疏》，是那彦成在西宁查办“番案”时向道光帝撰写的奏议合集。上述陆疆大吏纂修而成的陆疆治理奏议汇编，记录和反映了清代陆地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民族关系等多方面情况，是具有极高价值的陆疆治理史料，其不仅记述了边臣疆吏对清廷边疆治理政策的推进与执行，反映了他们在边疆治理中的思想与政绩，而且影响了清政府边疆治理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对后世研究清代边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地理等均有较好的历史参考价值。

1.2 清代陆疆治理综合文献纂修的成就

清代陆疆治理综合纂修文献是指在边疆民族地区形成的，主要或部分内容涉及陆地边疆治理情况的文献编纂成果，主要类型包括史籍文献、地方志书、人物文集、人物传记、家谱族谱等，是研究清代边疆治理情况的重要文献资料。其中，方志、谱牒、史籍文献3类成果最为丰硕，下面分而述之。

1.2.1 方志文献的纂修

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清代是方志纂修的全盛时期，除中央政府主导外，各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编修，亦有部分民间学者参与，其整体成果数量高达4 889种[8]212，成就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其中包含了大量陆疆方志成果。笔者按照不同历史时期将其总体成就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清代初期（顺治朝）纂修成就。此一朝各省纂修志书共计197种，但陆疆民族地区纂修成果仅有甘肃5种、青海1种及云南1种，其他的诸如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西藏、内蒙古、广西、贵州等陆疆省份无一志书面世。此间的代表性作品仅有甘肃平凉的《华亭县志》、甘肃庆阳的《庆阳府志》、甘肃武威的《凉镇志》、云南大理的《邓川州志》等少量成果。可见这一时期陆疆志书纂修成果不算多，且呈现出地区间的不平衡，体例上也基本沿袭前明旧例，所成方志考据不够精审，内容多有谬误，总体成就处于较低水平。
其二，清代中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纂修成就。这一时期，康熙帝采纳了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的建议，命各省加紧纂修方志，取得显著成果，掀起了清代第一次修志热潮，其中，陆疆地区纂修方志数量为云南58种、广西23种、辽宁11种、黑龙江2种、青海1种[8]217，但内蒙古、吉林、新疆、西藏等省份均无一志书问世；至雍、乾两朝，皇帝亲自过问方志纂修，例如雍正帝曾于六年（1728年）谕旨：“本朝名宦人物，各省志既多缺略……请谕各该督抚，将本省名宦、乡贤、孝子、节妇，一应事实，详细查核，无阙无滥，于一年内，保送到馆，以便细加核实，详慎增载。”[9]各省官员接旨后积极推行，各省地方志纂修取得很大成就，陆疆地区受此风影响，除吉林一省外，其他陆疆省份此间均有志书问世。可以说，这一时期陆疆方志纂修成就非常突出，成果共计有云南109种、广西61种、辽宁16种、新疆5种、西藏4种、青海3种、黑龙江2种、内蒙古1种等[8]217，代表性作品有《盛京通志》《广西通志》《贵州通志》《云南通志》《云南府志》《西藏志》《西域图志》《滇黔志略》等。
其三，清代晚期（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宣统等朝）纂修成就。这一时期，陆疆方志纂修成就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但也出现了部分内容与体例都较完备的成果，代表性作品有嘉庆年间的《重修大清一统志》陆疆部分、道光年间的《云南通志稿》《滇南志略》《贵阳府志》、光绪年间的《蒙古志》《卫藏通志》、宣统年间的《新疆图志》《西藏新志》等。其中，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为此间翘楚，内容涉及多个陆疆省区市，如记述西南边疆地区的《重修大清一统志·云南府》《重修大清一统志·广西直隶厅》《重修大清一统志·大理府》《重修大清一统志·腾越厅》《重修大清一统志·永昌府》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时期，随着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失败，清廷为标榜“同光中兴”，掀起方志纂修的又一次热潮，全国各地纂修的省志、府州县志的数量较为丰富，超过此前任何历史时期。陆疆地区产量亦颇丰，时有佳志产生，例如光绪《普洱府志》，分为十三志五十一卷，每卷一目，共五十一目，以志统目，体例完整清晰，内容广泛丰富，是了解云南普洱一地的珍贵史料。总体上看，清代是方志学发展的鼎盛时期，陆疆方志的纂修亦成就斐然，其修志思想、志书内容、编纂体例等都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所获成就在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的水平状态，体现出与政治现状、经济发展、民族关系等因素的高度关联，这一特点有待学界进一步探究。

1.2.2 谱牒文献的纂修

谱牒是记录一个血缘家族世系、迁徙、发展等情况的家族史志，史料丰富、翔实可靠、原始性强，反映了家族发展历史和当地社会的发展情况。清代谱牒文献纂修的主体除满洲政权外，还有各边疆民族地区的地方性政权、部分世族大家以及官绅之家等。康熙九年（1670年），清帝颁布“上谕十六条”，将“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列为第一条和第二条，说明清王朝将孝治天下、和睦宗族，放在了政治治理的关键位置。在此背景下，清代陆疆地区纂修形成了一批数量丰富、种类繁多、特色鲜明的谱牒文献。本文按照不同地域将其成就分为三类：
其一，东北边疆旗人的纂修成就。在清代，旗人可承袭家族官职，而作为承袭官职依据之一的谱牒显得尤其重要，但其实在清军入关前，大部分满洲家族并无谱牒，少部分家族仅有谱单，“第族中旧存，只有满洲谱图”[10]。由此可见，清军入关之前，谱牒纂修的成就较低，影响较弱。清入关后，清廷开始正式纂修谱牒，尤其重视世职谱的纂修，雍正三年规定：“八旗承袭世爵，将原受爵人之子孙，按其名数，详列谱牒。如一谱不能尽者，即缮二谱具奏。”[11]616乾隆时规定：“八旗世职，原系确核功绩，定以世次，用昭酬庸延赏之典。应袭时，由该旗查明嫡派子孙，令其承袭。如本支无人，准其由近及远，此实曲加恩恤之意”[11]621，这些规定和规范鼓励了旗人谱牒的纂修，也使得清代满族的谱牒纂修刊印在康、乾时达到一个发展高峰。东北旗人谱牒纂修的代表性成果有《关氏世系谱书》《佟氏宗谱》《抚顺地方满族佟佳氏宗谱》《吴俄尔格氏家乘》《正白旗满洲叶赫纳喇氏宗谱》《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谱》《萨嘛喇氏族谱》《白氏源流族谱》《索绰罗氏族宗谱》等。
其二，北部边疆蒙古族、锡伯族的纂修成就。其中，涉及蒙古族谱牒文献的成果有《宝汇集之书》《黄册》《诸汉根源之珍宝史纲》《概述古代诸汉所建立政道之著作黄金史》《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史略恒河之流》《金轮千辐》《水晶念珠》《蒙古博尔吉忒氏族谱》《宝贝念珠》《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与青塞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诸汗诺颜之世系表》等；锡伯族的主要成果有《乌珠牛录顾尓佳氏家谱》《纳达齐牛录扎斯胡里氏家谱》《扎库齐牛录觉罗氏家谱》《乌珠牛录图克色里氏家谱》《依拉齐牛录鄂尓克勒氏家谱》等，两者的纂修成就都较为突出。
其三，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纂修成就。主要成果有彝族的《云南蒙化左族谱牒》《云南武定那氏历代谱牒事》《云南南涧罗氏谱牒》，傣族的《云南盏西土目孟氏谱牒》《云南芒市方氏土司谱牒》，白族的《云南太和段氏族谱》《云南鹤庆永氏族谱》《云南大理史城董氏族谱》，景颇族的《云南盏达土司刀思氏谱牒》《云南普关阎氏谱牒》，纳西族《云南沐氏宦谱》，壮族的《广西龙胜龙脊乡廖氏谱牒》《广西龙胜龙脊乡萧氏谱牒》，苗族的《广西龙胜杨氏族谱》等，其成果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涉及面较为广阔。上述类型多样、数量丰富的陆疆谱牒文献，不仅记述了陆疆各民族的文化、历史、民俗、经济、生活等情况，描绘了他们的源流、姓氏、人口、迁徙、地域分布、牧场土地等多重面貌，而且对陆地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典章制度、重大事件、对外关系等均有记载，述及各民族世族的世系源流、功勋业绩、配偶儿女、封地疆域、税赋俸禄等，具有构建各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意义，是清廷加强民族地区政治建设和文化统治的重要举措之一。

1.2.3 史籍文献的纂修

在清代边疆治理过程中，中央政府官员、封疆大吏、地方官吏、民间人士等针对陆疆民族地区发展历史与边疆治理的历史地理、施政方略、设治经营、边务边防、经济生产等，编撰了众多地方史、舆地著述、见闻、笔记等史籍文献，成果丰硕，涉及多位清代大吏和知名学者。本文按照不同的形成主体及作品属性，将其成就分为三类。
其一，封疆大吏编撰的陆疆史籍文献。其中，又以松筠、和瑛的著述最具代表性。松筠，曾任驻藏大臣、伊犁将军、绥远城将军、库伦办事大臣等边疆要职，精通蒙、满、藏、汉等民族语言文字。他通过实地考察并借助多种民族文字资料写成了《镇抚事宜》一书，此书对蒙古、西藏、新疆等地的社会政治、历史沿革、民族风俗、地理位置、对外交往等进行了仔细考证与深入研究，是极具史料价值的封疆大吏著述；和瑛，曾任西藏办事大臣、新疆叶尔羌帮办大臣、乌鲁木齐都统等职，编撰有《西藏赋》《回疆通志》《三州辑略》等边疆治理著述，这些作品详备论说与评介西藏、新疆等地的社会治理，是具有极高史学与民族学价值的史籍文献。
其二，知名学者所著的边疆舆地作品。部分清代学者或官员通过查勘边疆地界、记述山川险要、书写民俗民风，编撰了数量丰富的边疆史地文献，成果可分为两类：①大型边疆舆地丛书。最重要的是王锡祺编纂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十二帙，补编十二帙，再补编十二帙）和金匮浦氏编纂的《皇朝藩属舆地丛书》（六集二十八种，142卷）。前者将大量边疆史地资料汇集编纂在一起，篇章宏巨、内容丰富、体例完备，是清代舆地著述的集大成者，更是历来研究清代边疆史地学者的必读参考书；后者汇集了许多西藏相关珍稀史料，尤其对清廷利用理藩院治理西藏的情况记述详备，是后世了解和研究清代西藏地区政治社会情况的珍贵史料。②私家史地著述。主要成果有魏源的《圣武记》《绥服外蒙古记》《绥服内蒙古记》《绥服厄鲁特蒙古记》《两征厄鲁特记》《抚绥西藏记》《苗防》，张松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记》《新疆识略》，祁韵士的《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及续修表传》《皇朝藩部要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赵翼的《皇朝武功纪盛》等。
其三，个人编撰的陆疆游记、笔记等作品。其中，以《朝觐途记》《马负图私记》两本回族学者著述最为典型。前者是回族学者马复初所撰游记汇编，记述了作者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周游西亚各国、结交学者贤士、采撷伊斯兰教经典的经历和感受；后者是曾任马如龙文案的回族学者马负图编著的云南回民起义笔记，记述了马如龙降清受封、驻扎省城督办军务、诱劝杜文秀、困守昆明、奉召进京、不肯拜李鸿章门下、两湖索欠饷、办理盐课税务等史事，是研究清代云南回民起义及回族人物的珍贵史料。其他涉及陆疆治理的笔记还有《啸亭杂录》《檐曝杂记》《竹叶亭杂记》《茶余客话》《癸巳类稿》《听雨丛谈》《陶庐杂录》等。总体上看，清代纂修的陆疆史籍文献类型多元、数量丰富、内容充实，整体成就较往日有很大发展，其成果涵盖了陆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科技、文艺、宗教、民族、民俗等多方面情况，为后世研究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舆地沿革、政策方略、民族宗教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2 清代陆疆治理文献纂修的特点/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on land frontier governa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2.1 纂修思想主旨明确

其一，清代初期及中期，陆疆治理文献纂修是为了展示和颂扬清王朝在国家统一战争中的功勋与权威。《平定朔漠方略》赞康熙帝：“至于用兵方略……布之中外，传之无穷，使天下后世咸知，皇上之文武圣神为从古帝王所未有。”[12]清中期，国家走向强盛，陆疆文献纂修是为了昭示国家一统之盛及维护“大一统”的统治秩序。“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威弧之所震，如是其远；皇舆之所拓，如是其廓者。”[13]“安南……奉本朝正朔，称外藩者百余年，其邦遭乱，兴灭继绝，礼亦宜之。是盖奉天道也。然彼邦之遭乱，岂无所由，且其据黎城而擅号召者，原非一姓也。则自古至今，主中华而称正统者，率可知矣。”[14]这体现了清廷收服“四夷”和建立“大一统”秩序的雄心壮志，更全面展现和赞扬了清帝国自诩的超越前朝的王朝武功。其二，清代晚期，陆疆文献纂修刊印是为了重塑摇摇欲坠的清廷统治权威。这一时期，清廷在内外交困中自顾不暇，基本无甚武功政绩可言，而处在“中原之外”的陆疆地区，少数民族运动使其离心力进一步加大，国家的“大一统”版图面临四分五裂之境，特别是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失败后，清廷统治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这样的危急关头，统治集团需要通过文献纂修标榜“中兴”、倡导“文治”，以此藻饰所谓的“太平盛世”，“本年七月，捻逆肃清，中原底定，所有平定方略拟请附入，一并纂修，以昭武功”[15]。但是，纂修者极力炫耀的王朝荣耀实际上早已底气不足，清廷以陆疆治理文献纂修重塑统治权威的虚妄愿景注定难以实现。

2.2 纂修内容丰富可靠

其一，收录材料广泛。清代陆疆治理文献纂修收录的材料，覆盖了陆疆地区政治、政法、历史、地理、财政、军务、民族、外交、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范围广泛，类型多样。例如，伊犁将军布彦泰等纂修的《新疆屯田奏稿》，收录了大量反映道光中期、后期南疆各地政治、经济、社会、民生情况的各类奏议，其中招民垦荒、兴修水利等方面材料是他书所无，具有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再以方略的材料辑录为例。在清代陆疆方略的纂修过程中，把征调兵马、拨运钱粮、派遣官将、整理器械、军前黜陟赏恤等军前奏章、前线题本和奏折、各部文案、朝臣军事奏议等都纳入纂修；亦把臣工诗赋选择性载入，“《平定朔漠方略》内艺文未曾编辑，《平定金川方略》内奉旨将臣工诗赋选择载入”[16]。此外，还将部分少数民族史料纳入纂修范围。
其二，内容真实可靠。以奏议汇编为例。它的内容多为反映国家大事的原始记录，一般由当事人直接奏报当时当地发生之事，所记所述多来自事发一线，是亲历者的直接观察与第一手记录，其中奏折直接奏报边疆民族地区机密军政大事，体现了很强的原始性和真实性。例如，康雍乾三朝重臣阿克敦所著《阿克敦奉使准噶尔奏稿》，辑录了雍正十二年（1734年）秋和乾隆三年（1738年）春阿克敦出使准噶尔议和、定准（噶尔）喀（尔喀）游牧界时的多篇奏议，是依据当时当地情形所编撰的原始史料，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可靠性与权威性。

2.3 纂修体例完善成熟

其一，纂修的体例已较为成熟。例如，方略纂修以时间系事，体例非常完善，“方略编纪年、月、日……第一卷首行曰‘某年某月某日’，干支双行，分注于‘某日’之下，以后只书‘某日’，不再书‘某月’。倘一月之事分作两三卷，每卷首行仍书‘某月’‘某日’”[17]，同时还以某次战争为记述主线，重点记述与之相关的时代背景、政策方针、事件经过、所具影响等，体例清晰且有条理性。又如，部分陆疆方志的纂修体例为人所称道，体现出“横排竖写”“以小系大”“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等地方志纂修体例的鲜明特点。例如，道光《云南通志》就被行家评为“体例整赡，详略适当，明、清滇省志今存者十，此为最善之本”。“收录事迹，称引条举，多足征信，且各门互注，少有复出歧异之弊，较之前志为丰实，其层序亦井然可观，他省通志如此完善者未获数觏。”[18]总体上看，清代陆疆治理文献编排体例明晰、丰满和立体，是我国文献纂修史上体例较为完善成熟的代表。
其二，纂修体例随政治形态的变化而发展。以东北旗人谱牒纂修体例为例，清军入关前，清廷偏安一隅，政治力量尚不够强大，加之满族并没有足够悠久的谱牒纂修历史，因此这一时期东北旗人的谱牒多以谱单形式出版，主要为简装本或小行本，分类粗放，体例简陋，《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谱》载：“第族中旧存，只有满洲谱图，其中阙略舛错者甚多，至人丁生殁、官阶事迹、坟墓地址，以及子女婚嫁、姓氏名字，二百年来大率口述流传，谱中并无详细册记。”[11]2清军入关后，清廷作为“天下”之主，在政治上拥有绝对权力和威严，加之受中原地区谱牒纂修传统的影响，越来越重视旗人谱牒的纂修，也更强调谱牒纂修体例的完整清晰。此时谱牒纂修的体例包含谱序、恩荣录、世系图、世系谱、凡例、家法族规、字辈、谱论、祠堂、祠产等30余个类目，几乎囊括旗人宗族事务的方方面面，具有很强的逻辑性。总之，清代陆疆谱牒纂修使谱牒从宗族史书变成了宗族百科大全，也使得清代成为我国谱牒纂修体例最为完备的历史时期。

3 清代陆疆治理文献纂修的价值/Value of the compilation of documents on land frontier governanc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3.1 政治价值：助益“大一统”国家观念的树立

清前期特别是雍正年间，中国陆疆地区经历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大片地区由间辖变为直属，清廷开始思考如何持续有效地管理这些“屡服屡叛”的边疆民族地区，从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拉拢与控制，因此，利用文献纂修助力解决边疆民族问题，逐步确立“大一统”国家观念，成为清王朝的政治统治手段之一，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陆疆治理文献纂修增强了国家认同感和家国情怀。立国须有疆域，疆域通过边疆标识主权，陆地边疆治理体现出清王朝对“大一统”国家主权的维护，其纂修而成的文献资料成为国家治边大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清王朝通过对陆疆治理文献资料的汇集、选择、编排、整序和刊印，宣示了自己的统治范围，展现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揭示了陆疆地区与祖国内地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体现出清代“大一统”之盛及其蕴含的边疆一统的自豪之情，“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于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19]。这清晰表达了当时疆域的辽阔及清廷对武功之盛的自豪，对唤醒边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情感具有重要意义，并在思想层面实现了国家精神家园的统一，在情感层面促进民众家国情怀的构建。
其二，推进了民族观念的变革与发展。康熙帝言：“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虽越在边徼荒服之地，倘有一隅之弗宁、一夫之弗获，不忍恝然视也。”[20]这是满洲政权对前朝“华夷之辨”观念的反思与变革，也是清代“华夷一家”理念的最好注解。由此，“华”与“夷”融合的历史进程得以提速加快，推进了清代及之后中国国家民族观念的变革与发展。而作为清王朝重要民族统治手段之一的陆疆治理文献纂修，将陆疆地区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述与呈现，把其间类型多元、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作为“中华”不可分割的部分进行梳理与研究，事实上推进了中原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满洲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交汇交融，增强了陆疆地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及民族观念的与时俱进，最终助益了“大一统”国家观念的树立并使其深入人心。

3.2 学术价值：影响学风塑造和学人培育

其一，影响了学术风尚的塑造。①促成“经世致用”学术风尚的形成。对部分大力倡导“经世文编”的清代学者来说，陆疆治理文献是系统记述边疆行政机构、历史沿革、风俗物产、地形要塞、民族关系等社会现实情况的重要资料，对其纂修是将“经世致用”思想向社会传播的重要途径，不仅推动了学术界经世学风的产生与发展，而且促使“固土保国”这一学风在清代成为了时尚风潮。例如，《蒙古游牧记》深入分析了清王朝对蒙古施行的盟旗制度、联姻政策等治理策略，事实上强化了清廷对边疆的控制与国家的安全，是文献纂修推动现实政治发展的实证，它表明清代使文献纂修服务于国家主权维护和边疆治理工作，体现出明显的经世致用的学术风向。②推动了“学术兼采”风气的盛行。清代陆疆治理文献纂修兼顾传统史学的训诂、校勘、目录、考证、辨伪、典制、金石、掌故等多方面知识与经验，是历史文献纂修的集大成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代学术研究兼及各家、综汇其长学风的盛行。例如，嘉庆年间谢启昆纂修《广西通志》时，不仅全面搜集历代正史、档案、文书等，而且从地方志、奏议汇编、人物传记等材料中汲取精华，最后形成的作品融会各家之长，贯通各家之说，体现出当时“学术兼采”学风对文献纂修实践的深远影响。
其二，培育了一批学术人才。一方面，清代许多重要官职都为满人所任，汉族知识分子的上升渠道有限，因此他们往往通过与满族统治者合作，参与到陆疆治理文献纂修中，以谋得一个自我发展的重要机会，并在其中获取学术生命的成长与精进，这客观上为当时的典籍纂修培育了更多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清代纂修的陆疆治理文献，大多体例完备、取舍精当，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和史料价值，部分学者通过阅读与研究，增益自己的编研水平，特别对某些专门研究边疆史地的学者来说更是获益匪浅。例如，祁韵士在翰林任内为了撰写《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认真研读《平定准噶尔方略》及其他边疆治理相关资料，为后来深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3.3 当代价值：推进史学研究和边疆治理

清代陆疆治理文献的纂修刊印对当代史学研究和边疆治理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史学研究之史料价值。“三百年的清朝历史像一条万里长江，源远流长、波澜壮阔、气象万千、雄伟壮观”[21]，清代陆疆治理文献纂修是其间一条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流，它大量收录清王朝边疆治理中形成的各类史料，详细描述清代陆疆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民族、宗教等多方面情况，展现了清代边疆治理的历史进程、所获成效和困难阻碍，对当代民族学、历史学、中国边疆学等学术领域的研究有重要史料价值。例如，位于中国、印度和东南亚交界地带的云南，是多种经济和文化体制的交汇之地，17至18世纪间完全并入清帝国，其边疆治理文献纂修成果极为丰富，特别是记录当地社会风俗、少数民族文化习俗、奇闻轶事、地方经济以及土特产品的著述更是数量丰富、独具特色、生动鲜活，对学界研究云南独特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民生民俗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总之，发掘利用清代陆疆治理文献纂修成果，不仅可以更好地梳理研究清代边疆治理的历史脉络，而且能解决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推动当代边疆史、民族史、地方史等领域研究的深入。
其二，文献学建设的借鉴价值。通过总结清代陆疆治理文献纂修刊印的理论、方法和经验，可丰富历史文献学在分类、校勘、考据、辨伪、辑佚、编纂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在推进学科理论建设的同时，还可借鉴陆疆文献编纂的思想、技术与方法，为当下的历史文献编纂工作提供重要参考借鉴。
其三，边疆治理参考价值。清代陆疆治理纂修文献收录了大量清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经营、施政治理等历史活动中产生的官方文件与典籍资料，这些文献全面记录了清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机构在边疆治理中推行的政策方略、制度体制、法令法规以及取得的治理效果、成功经验、历史教训等，对当代边疆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蒙古游牧记》按地志体例编纂，涉及今蒙古国和中国境内的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多个蒙古族活动区域，记载了内外蒙古一些重大史实，重点阐述各蒙古部落从古代至清道光年间的地理沿革，强调清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统属，明确了清代“大一统”疆域的部分界线，这对我国厘清内蒙古边界划定中的历史遗留问题、维护北部边疆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边疆治理方针政策、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建设亦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4 结语/Conclusion

综上，清代陆地边疆治理文献全面系统记录与反映了我国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沿革、机构建置、社会生活、经济文化、法律法规、职官制度、边防界务、民族关系、对外交往等各方面情况，纂修成就突出，特点鲜明，价值斐然。今天对其进行探讨，不仅因为它所具有的重要价值，还因为“历史的事实若泛泛看去，觉得很散漫，一件件的摆着，没有甚么关系，但眼光敏锐的历史家，把历史过去的事实看成为史迹的集团，彼此便相互联络了”[1]151，“要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22]。可以说，从边疆治理的政治高度研究清代陆疆治理文献纂修，一方面，可以保护利用这些丰富的文献史料，梳理清代边疆治理的历史脉络，将清代开拓与丢失疆土的历史、生活在陆地边疆各族人民劳动与奋斗的历史昭于世人，而且可以古为今用，促使今人参照借鉴先人丰富的治边经验，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边疆问题的中国方案，有的放矢地开展当代边疆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走出一条由中国共产党引领的新时代边疆治理和民族团结的康庄大道；另一方面，从民国时期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23]概念，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2]94-106观点，到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24]理论，直至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5]，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6]。这些观点和理论都在承认中华民族多元性的基础上，强调对中华民族文化统一性的认同，实质上都在培育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清代陆疆治理文献正是记述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以及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勠力建设边疆民族地区史实的重要资料，是上述观点和理论具象化的文化表达。因此，进一步发掘利用好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遗产，不仅可以丰富和拓展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的内涵，延续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而且可以参照借鉴先人智慧与历史经验，夯实以多元一体为基本特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所需的历史文化基础，以此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进一步铸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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