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 Web of Knowledge 是由Thomson Reuters 公司开发的综合性、多功能信息检索平台。其中SCI和SSCI收录了世界范围内的核心期刊，是最重要的检索与评价系统，能高效地提供各学科的最新文献信息。一个作者、机构或国家的学术论文被SCI、SSCI 收录的数量，是评价其国际学术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准^［1］。

由于图书情报学科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因此SCI 与SSCI 均收录了这一学科的学术论文。基于此，本研究以我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韩国与日本5个地区（国家）的研究机构发表的学术论文被SCI、SSCI数据库收录的论文数量为依据，选定从200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14年间被SCI、SSCI收录5个地区（国家）的研究机构图书情报学领域论文数量超过20篇的53所研究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并获取每个研究机构的文献计量指标数据。

本文选择传统文献计量指标论文总数（N_p）、论文被引频次（N_c）、篇均引文次数（n_c）和新的文献计量指标h指数作为基本评价指标。获取统计指标的方法是，依据5个地区（国家）名称关键词检索SCI、SSCI数据库，选取研究方向为Information Science & Library Science的论文，并利用数据库的机构分析功能，选择被收录论文超过20篇的研究机构。检索的时间跨度为200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14年间发表的论文在同期间的被引频次。只检索“Article”和“Review”两种文献类型并进行统计。

论文量和引文量是文献计量学界用以进行科研评价的两个核心指标，对于某一机构来说，其发表学术论文的多少是其科研产出水平的直接度量指标之一，而这些论文被同行或其他领域科学家所引用的次数和范围又是对这些科研论文被同行认同水平的最好评价^[2]。

研究机构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研究机构科研产出力的水平。表1 和表2是我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韩国与日本5个地区（国家）53所研究机构2000-2013年间在图书情报学领域发表论文的情况。14年来，53所研究机构共发表了2 744篇论文，平均每所机构发表了约52篇论文，53所研究机构中22所机构的论文量超过了平均值，占总机构数的41.5%。53所研究机构中台湾的研究机构所占的比例最高，为15所，占28%，其次为我国大陆和韩国的研究机构，各为14所，占26%，香港的研究机构为6所，占11%，日本的研究机构最少，仅为4所，占8%。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研究机构虽然仅为6所，但共发表了562篇论文，平均每所机构发表了约94篇，而台湾15所研究机构和我国大陆14所研究机构发表的论文量虽然均超过香港，分别为750篇和694篇，但两地区机构平均发文量均为50篇，远低于香港机构的平均发文量，说明两地机构的平均论文产出水平与香港机构比较有较大的差距。韩国虽然机构数量占比较高，但机构平均发文量为39篇，与我国大陆和台湾的研究机构比较有一定的差距，与香港的研究机构比较差距较大。日本的研究机构平均发文量与我国大陆和台湾相近为49篇，但是日本的研究机构发文量仅为195篇，同时考虑到日本的研究机构数只有4所，占比很低，可以认为在5个地区（国家）中日本在图书情报学领域论文产出水平远低于其他4个地区（国家）。53所研究机构中排名前10所的研究机构共发表了1 076篇论文，占40%，从发文量评价，可以认为论文量排名前10所的研究机构是东亚5个地区（国家）图书情报学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这10所研究机构分别是香港城市大学、“国立”台湾大学、武汉大学、延世大学、中国科学院、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韩国高等科技大学、台湾“国立”交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占4所，大陆、台湾和韩国各占2所，日本没有一所机构进入前10名。排名第一的香港城市大学发表了190篇论文，排名第二的“国立”台湾大学发表了142篇论文与排名第一的香港城市大学有一定的差距，排名第10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发文量为77篇，数量只有香港城市大学的40%。我国大陆的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分别排第三和第五，分别为122篇和101篇，我国大陆综合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尽管排名也比较靠前，分别排第14名和第16名，分别发表了66篇和65篇论文，但与排名第一的香港城市大学相比差距较大，仅约为后者的三分之一。

研究机构发表的学术论文被引用的频次可以测度该机构的论文质量和科研影响力。表1 和表2给出了53所研究机构2000-2013年间在图书情报学领域发表的学术论文在2000年1月至2013年12月间被引用的情况。14年间，53所研究机构发表的2 744篇论文共被引用了30 617次，平均每所机构被引用了578次，而超过这一平均值的机构只有16所，这16所机构的论文被引频次总和为21 391次，占机构总被引频次的70%。香港的研究机构的平均被引频次最高，为1 732次；其次是韩国的研究机构和台湾的研究机构，平均分别为589次与486次，仅约为香港机构平均值的三分之一，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大陆和日本的研究机构的平均被引频次都较低，分别为287次和167次，分别仅为香港机构平均值的六分之一和十分之一。53所研究机构中7所研究机构的被引频次比较高，均超过1 000次，这7所研究机构分别是香港城市大学4 281次，韩国高等科技大学2 584次，香港大学1 802次，韩国的高丽大学1682次，香港科技大学1 319次，香港理工大学1 239次，台湾的“国立”中山大学1 119次，延世大学1 087次。说明这7所研究机构的论文质量比较高，科研影响力比较大。机构之间被引频次差距很大，近一半机构的被引频次均不超过300次。4所研究机构的被引频次少于100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98次，日本的庆应大学82次，韩国庆喜大学72次，韩国建国大学45次，均低于排名第一的香港城市大学的2-3%。

综合论文数量和被引频次考察，研究机构之间的差距较大，香港城市大学的论文量和被引频次远远领先于其他研究机构。其次，韩国高等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韩国延世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发表的论文量和被引频次也处于领先地位。部分研究机构的论文量和被引频次不相称，我国大陆地区的武汉大学论文量达122篇，排名第三，但被引频次只有381次，排名第22；日本庆应大学论文量达69，排名第13，而被引频次只有82次，排名第51。一个研究机构科研体系的有效性必定体现在其科研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上，产生的论文越多，论文被引证的频次越多，就表明该机构的科研活动越有效，科研水平越高，科研地位也就更难以被取代^[3]。总之，我国大陆地区14所研究机构的论文总数虽然多于香港地区和韩国的研究机构，但论文被引频次低，说明论文质量参差不齐，总体影响力远低于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研究机构。香港城市大学、韩国延世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韩国高等科技大学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学术论文的产出量和被引用频次表明了其科研水平和科研活动的有效性。

为了比较各个研究机构研究论文的平均影响力，本文采用篇均被引频次这一指标。篇均被引频次是用总被引频次除以总论文数获得的，这一指标在机构层面上反映影响力大小不同的论文对于一个研究机构科研产出力贡献的不同。

表1和表2给出了53所研究机构的篇均被引频次。按地区（国家）可以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香港的研究机构，机构平均篇均被引频次为15.2；其次是韩国和台湾的研究机构，机构平均篇均被引频次分别为10.96和9.24；最低的层次是中国大陆和日本的研究机构，分别为6.02和6.56，与第一层次的香港相比相差近一倍以上。从研究机构看，首先，韩国高丽大学和韩国高等科技大学的被引频次处于最高区域，分别为38.23和31.13；其次，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国立”中山大学的被引频次也比较高，都超过了20次，分别为26.00、21.51、21.45、21.11和20.94；韩国建国大学被引频次最少，仅为1.67。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大陆地区的14所研究机构的篇均被引频次普遍偏低，最高的北京大学只有8.43，论文量排名第三的武汉大学被引频次只有3.12，排名第52。这说明我国大陆虽然论文量较高，但因其论文被引频次偏低，论文平均质量也偏低。篇均被引频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测度论文的质量，但评价研究机构的学术水平时，必须与其他文献计量指标结合使用。

研究评价不同机构或地区（国家）的论文数量的历时变化，可以得到该机构或地区（国家）科研产出率的变化发展趋势。为了考察我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韩国与日本的研究机构在图书情报学领域学术论文变化情况，本文对5个地区（国家）的53所研究机构从2000年到2013年各年度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了趋势分析，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过去14年间，东亚5个地区（国家）核心研究机构在图书情报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其中，我国大陆地区的14所研究机构从2000年的4篇上升到了2013年的172篇，台湾地区的研究机构从2000年的14篇上升到了2013年的81篇，香港地区的研究机构从2000年的22篇上升到了2013年的60篇，韩国地区的14所研究机构从2000年的6篇上升到了2013年的86篇，日本的研究机构从2000年的7篇上升到了2013年的17篇。5个地区（国家）研究机构的增长速度不尽相同。我国大陆地区的14所研究机构的论文增长速度最快，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尤其是从2010年以来呈现出了快速发展的态势——从2010年的74篇跃升至2013年的172篇，遥遥领先于其他4个地区（国家）研究机构的增长速度，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研究机构也呈现出了稳步发展的态势，香港地区的研究机构基数高，发展速度比较平缓，日本的研究机构基数低，发展速度也非常缓慢，近14年来仅增长了10篇。

2005年，美国物理学家J.E.Hirsch提出了新的评价指标h指数，定义为：一位科学家的分值为h，如果他/她发表的N篇论文中有h篇论文，其中每篇论文获得了不少于h次的引文数，其他的(N-h)篇论文中每篇论文的引文数都小于h次^[4]。h指数因有其独特的优势，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推广，不仅被用来评价科学家个人的学术水平，也被应用到机构层面^[5]和国家层面来评价群体的研究能力^[6]。

本文从机构层面上计算了东亚地区图书情报学领域53所研究机构学术论文的h指数，计算方法是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2014年12月，统计年），选择Sorted by Times Cited功能将检索得到的某一研究机构2000-2013年间发表的论文按被引频次降序排列，然后确定排序序号小于或等于被引频次的最大整数，这一整数就是2014年的h指数。计算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h指数作为论文产出基础上的论文质量的评价指标，与论文数量和被引频次关系密切。本文为了考察在机构层面上h指数与传统文献计量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依据表1的传统计量指标与表3的h指数，绘制了如图2-图4所示的53所研究机构的h指数与传统计量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散点图。从图中可以看出h指数与被引频次之间的相关系数R²=0.733、与论文总数之间的相关系数R²=0.588、与篇均被引频次之间的相关系数R²=0.33，可以认为，h指数与被引频次之间存在强相关关系，与论文总数之间也存在强相关关系，但相关性没有被引频次高，与篇均被引频次之间存在弱相关关系。这与A.F.J. van Raan的研究结果相吻合^[7]。A.F.J. van Raan以荷兰大学的147个化学研究团队为研究对象，探索h指数和标准文献计量学指标之间以及和同行评价结果之间的数据相关性。他提到h指数与被引频次的相关性强，而h指数与出版数量的相关性相对较弱。h指数与论文数量和被引频次之间的显著性相关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证明h指数本身在评价机构学术成果时的科学性和适用性，同时h指数并不和所有传统文献计量指标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例如篇均被引频次，说明其有着自身的特点，可以仅用一个单一指标——h指数达到描述生产力和影响力两方面情况的效果。

本文引用h指数这一新的学术评价指标，从新的角度来比较分析东亚地区图书情报学领域53所研究机构的学术水平。从表3可以看出，53所研究机构的h指数跨度范围是4-29，极差为25，共17个数值，62%的研究机构的h指数分布在6-11之间。53所研究机构的h指数均值是11，23所机构的h指数超过均值，占总机构数的43%；中值为12，17所研究机构的h指数在中值以上，占总机构数的32%，说明一半以上研究机构的h指数低于平均值和中值。h指数最高的研究机构是香港城市大学，为29，排名第二的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大学的h指数为20，与香港城市大学相比有较大的差距，说明香港城市大学的h指数遥遥领先于其他52所研究机构的h指数。h指数最小的机构是日本庆应大学和韩国建国大学，均为4，不到h指数最高的香港城市大学的1/6，是排名第二的香港理工大学的1/5，反映了机构之间的学术水平差异很大。从表3还可以看出，53所研究机构中香港的6所研究机构的h指数都超过了平均值11，台湾的15所研究机构中7所机构的h指数在平均值11以上，韩国的14所研究机构中6所机构的h指数在平均值11以上，而我国大陆地区的14所研究机构中，只有3所机构的h指数在平均值11以上，日本4所研究机构中没有一所研究机构的h指数超过平均值。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香港地区的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大学3所研究机构的h指数分别排前三名，均超过20，可以认为这3所研究机构是东亚5个地区（国家）图书情报学领域中的顶尖核心研究机构，香港另两所研究机构的h指数也较高，排名第6的香港科技大学h指数为18和排名第7的香港中文大学h指数为17，说明香港的研究机构在图书情报学领域具有核心地位。53所研究机构的h指数分布如图5所示：

从h指数与传统计量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看出，要想获得较高的h指数，必须要有一定的论文数量作为支撑，而且这些论文的被引用频次必须要高，因为被引频次较低的论文不会对h指数产生任何的影响。我国香港地区6所研究机构不仅论文数量多，而且被引频次也普遍偏高，其h指数也高。而我国大陆地区的14所研究机构尽管论文产出数量较多，但因其被引频次偏低，机构的h指数也普遍偏低，14所机构中9所机构的h指数为10以下。其中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我国大陆地区的研究机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基数低，近几年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大部分论文为近几年发表，因此论文的被引频次还不够高。